又看了一遍小说《走向共和》，《走向共和》用上中下三部、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为背景，较为真实的反映了洋务运动、甲午海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等晚清所有的重大事件。

《走向共和》不仅时间跨越广，出场人物也多，涵盖了慈禧、光绪、李鸿章、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等主要角色，也有像李莲英、庆王奕劻、德公公、辜鸿铭、杨度、刚毅、徐桐等小角色。当然，这本书也重新诠释了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等人，书中，慈禧不仅仅是荒淫无度、揽权专政的太后，她也是颇具眼光的政治家，也主张新政强国。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袁世凯虽是奸雄，但新政多由其促成。孙中山脱去神圣的外衣，以一个激进得有些偏执的叛逆形象出现。康有为则是志大才疏，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更不懂得掩其锋芒，仅凭一腔激情，自然是有心变法，无力回天。

慈禧，并非有私无公，她也想着富民强国，只是在她眼里，国是大清，大清是祖宗创下的基业，因此，家在国之前，亡了家，要国也就没什么用了。她的逻辑是私大于公。 慈禧六十大典，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

慈禧用人之道是，既要有才又要忠心，如果没才，只要忠心还是可取的，有才不忠心那是完全不可以的，因此，慈禧对巨贪庆王说：“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派，那样对你没好处。”在她眼里贪污不是什么大问题。

袁世凯，是有私有公，李鸿章死后，朝纲崩弛。袁是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的支持，也蠃得了西方的普遍支持。在他的倡导下，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如果他的新政渐进改革，不被朝廷内的保守派与民间的激进革命党合力夹击所中断，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会加快。不过，投机的心态贯穿了袁的一生，当他终于集大权于一身的时候，反倒没有了纵览全局、宏图治国的能力。只是一心垂涎帝位，私心战胜了公心，他骨子里终究还是没有什么民主自由的，对于梁启超叙述的民主，袁世凯并不掩饰的自己的轻蔑：“我见过一个一个的人，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人民。” 性格决定了命运，袁公最后结局并不偶然。

孙中山，是亦公亦私。表面上看孙大公无私，为起义推翻满清，倾其所有。可是在不逐利的情况下，他还是有追名之心的。套用剧中光绪训斥翁同龢的一句话：“名利，名利，名在利前啊，翁师父”。如果用袁世凯的话讲就是：“孙文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就要总统制，我当总统的时候，就要实施内阁制。他还远未成气候的时候，就要人宣誓向他个人效忠。他也就是这辈子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要掌握了大权，一样是个想当皇帝的主。”孙的革命给这个国家并未带来民主，反而是分裂，导致了现代化进程受阻。他的矛盾性在剧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要求民权，一方面在党内搞效忠，搞等级。宋教仁案件在法律解决的空间依然存在，国会运作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孙率先打破法治体系，起兵反袁，成为破坏民国法治的先驱。也间接促成了老袁撕破脸皮，解散国会，大权独揽。不管怎么说，孙文在未取得革命胜利，未掌握政权之前，他的公还是大于私的。书中也体现了孙中山平民化，他在美国发行爱国债

券，结果一个大婶花了几百美元买下，等着升值，最后愿望落空，再遇孙文时追打他并痛斥孙为骗子。

本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晚清的更个人物，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醒中国人勿忘国耻。

没有一次谈判能比的上签《马关条约》是更为屈辱。没有一个时代能比清末更为无能。刀光剑影后的中国满目疮痍，当今天小日本来到你的面前时，你是否也会说---中国地大物博？

我们是否还能回忆起中国的黄金白银涌向外埠的情景，是否能想起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种种罪行？我不敢保证所有的中国人都还记得。能够在和平时期把这种耻辱永记心头的人不多了。现实中的人们总象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到忍无可忍，不到被完全激怒时是不会还手的，也不会团结。但是我们究竟不是生活在虚构的小说、影片中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时刻准备着。看那一个个虎视耽耽的狡诈的、阴险的嘴脸，我们为什么不提前把怒火爆发出来呢？

“两国力量相等时，外交就是力量”。李鸿章说的没错。但是伊藤薄文说的更有震撼力：“两国外交相等时，力量就是外交！”咄咄逼人的话语，依靠人多的李中堂等也不得不在阴沟里翻了船。力量就是支配一切的有效手段。当年，希特勒的力量让他称霸整个欧洲！今天的美国，不正是用它的力量强行霸占了伊拉克人民的意志么？ 中国有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但究竟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次次的挑衅与污蔑，一次次的撒野与骚扰，我们大而言之可以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看出来，小而言之可以从中国的渔民、中国的民工的遭遇上了解。从日本的统治者到日本的孩童，他们心里只有两个字：侵略！

记住历史吧，每位兄弟姐妹！中国要在这个世纪里真正的象一条巨龙一样，腾飞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来，跟那些杀人的魔鬼说：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第二篇：读《真话》有感

刘青松编著的这册薄薄的《真话》，选择从19xx年到20xx年这30年间，从坊间到官方出现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键言辞，来打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艰难进程，可谓视角奇特、独具匠心。

它以编年体的结构，抉取1978至20xx年间真实的中国言辞。这些言辞大体反映了我们30余年走过的路。回顾所来径，不仅有苍苍翠微，更多的是令人百感交集的荆棘和曲折。我们说过，我们不敢说；我们听过，我们装作没听见；我们想听，我们无法听见。但我们毕竟走到今天了。幸与不幸，作为一段历史的经历者，我们有必要记录下来，给自己提个醒，也给后人一份真实的记录。中国文人有这样的传统，留下了各种笔记。当代用语录形式记录历史的书很多，比较受欢迎的有《非常道》、《语词笔记》、《八十年代访谈录》等等，各地报纸也有诸如“声音”等类似的栏目。刘青松以“真话”的角度，切入历史的要害部位，是一个强力补充。三十年的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新和民生，凝练成一句句真人真话，摆脱了史书、档案的暮气，显现出具体而微的气象，它部分可归入正史，部分可归入野史，部分可归入人心所向。

但想倾听全部真话，十倍、甚至百倍于此书的容量而不能。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有雷池和禁地的地方。言论自由的尺度在今天就像一根皮筋，可长可短，它取决于拉皮筋的人，但终于可以伸缩了——你觉得网上可以随便说话，有人也可以随便删除你的话，甚至取消你的说话权利——在过去的某段时期，它是块钢板，成型后，连制造它的人也休想撼动半分。20xx年江苏响水县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件，当地宣传部门竟然说，“在突发事件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同年，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说，“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是的，若不让媒体和老百姓说话，天才真会塌下来。但实际又如何呢？路漫漫其修远。也写到这，我想起了书中20xx年的章节中记录了这样一条房地产的广告：“要提，还要往上提。”——配超短裙美女。

记得小时候有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有这么厉害？还听过一句儿歌“香蕉苹果大鸭梨，好吃不给刘少奇。”刘少奇俨然是个坏蛋了，怎么能向坏蛋学习？后来我长大了，读了一点书，明白了一点事理。它们都是真话，后一句说明明是国家领导，也免不了被打成坏蛋。对比分明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思索那一句是真正的真话。什么是真话？套用官方方式解释，反映客观事实的话就是真话。那么凡是反映客观事实的话，真的都是真话么？刘少奇被打倒被称作坏蛋，客观上存在了被打倒，事实上他就是坏蛋么？有趣的是，本书记录的真话，多在是唱对台戏。例如19xx年的章节记载一位妇联干部指责《大众电影》的美女封面说，“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同年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19xx年6月，《人民日报》有篇题为“经济改革的动力是一切向钱看吗？”的社论。针对禹作敏（禹作敏在搜狗拼音里居然不是词组，这也是一种历史吧。）“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宣称。聆听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声音，我感到历史的不可思议，貌似波澜不兴的某些日子，其实在酝酿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那些飘荡在中华大地上的声音，有的和阳光一起洒下，有的伴随着风雨。站在今天回首望去，无论是庙堂的洪钟，还是江湖的弦歌，都显得繁杂四溢，毕竟，不许人说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诸方面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同时又很难表述的话题，如何找准切入口，诸多著作者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刘青松的聪明之处，在于“四两拨千斤”。他在《真话》里，以编年史的方式，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逐年梳理30年里在各个年度出现的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言辞，带出当年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线索，摆出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然后，他退居书后，让读者自己来品味和评判。书中，几乎找不到一句编者按语或者以

刘青松本人的身份发表的言辞，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真话》带给世人的思索，远比一个好下定义、下断语的判官式著作者的作品，更能启迪读者的思维，更能让人在理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人是善忘的动物，或者说，善忘是人的本性。在“宅男宅女”、“凤凰男孔雀女”、“学术超男超女”、“某某门事件”这些新词层出不穷的当下，突然在《真话》里读到诸如“伤痕文学”、“奶油小生”、“走穴”、“个体户”、“带功报告”、“文明守法光荣牌”、当了和尚要撞钟、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带有明显过去时代特征的言辞，我的感觉，一是亲切，二是陌生。这些言辞，每一个都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然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把它们淡忘了。这会儿被刘青松一下子集中提起来，读者可能有恍如隔世之感。那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言辞，在它们的背后，有着复杂的背景、曲折的故事、十八般滋味，都关系着中国的命运、中国人的命运。顺着年度重新品读这些言辞，事实上就是从“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进行一次富有意味的打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真话》的意义，不限于回望，更在于激励中国、激励国人向更光明的未来阔步前进。

《真话》里记录的都是真话。说这些真话的勇士，如今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已经进入老迈之年，有的已经不再被人提起。当年，他们或者因为说真话受到非议、打击、报复，或者因为说了真话受了处分，影响乃至断送了前程。其中一段写到：“说假话是最大的腐败之

一。能够不说假话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讲真话了。”如果问世界上最难同时又是最容易的事是什么，讲真话肯定是答案之一。把上面的话延伸一下，讲了真话而无人听见就显得可悲了。《真话》一书的目的就是叫人敢说真话、听见真话、记住真话。不能苛求一本书全方位记录历史，哪怕仅仅是说过的话。但有些重大事件的声音还是不该忘记吧。比如1989春夏之交的学潮，真象潮水涌过，不现波澜吗？书中没记录的声音，不等于没发出过，不等于彻底消失。我理解著者的不着半字，正如我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20xx年，央视播了一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戏里的慈禧有段台词耐人寻味：“这没影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30年后，我们再来反思勇士们的言辞，用的却是仰视、崇敬的目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置自我前程和性命于不顾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国运民生深刻、前瞻性的思考和大胆、正直的行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有今天的局面。

能在一本书里通过一些简短的事件把30年来的变迁看完是件奇妙的事情，可以说，这些事件里有的荒唐、有的崇高、有的郁闷、有的气愤、有的悲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事件所处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它毕竟都发生了。感悟就不说了，说了可能会有副作用，这个想法看完这本书后更加强烈了，只说一句，这本书我会一直保留，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看会有另外一种比奇妙更奇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