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在新闻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新闻客观性。从古至今，客观性可以说是贯穿于新闻行业的一个核心内容，

舒德森一开始以“便士报”的这个例子开始潜移默化地引出新闻客观性，因为他认为客观性的前身与美国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扩张、城市中产阶级崛起密切相关。然而新闻客观性的概念让人们真正地接受是在20世纪20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它逐步成为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舒德森笔下的新闻客观性，来自于当时“便士报”的中立立场。在“便士报”的时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呼吁着政治平等和经济机遇的平等。在这期间，“便士报”便在提倡民主的社会环境中树立自己中立的形象。因为只有在立场中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谈到客观性的存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新闻客观性还并不是新闻人的专业核心理念和本身的做事原则，而仅仅只是一种能在社会上立足和身存的方式而已。

在书中，舒德森的观点是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了公关与宣传带来的这种危机，他们亦急切希望撇清与公关、宣传的任何关系。记者们需要在日常新闻采编中确立一种专业准则，以证明其专业的合法性。然而，这丝毫不能掩盖的一个事实是:在“客观性”专业理念形成之日起，它也就被分解得差不多了。它被转化为一种信仰，聊以自慰。而后，舒德森又把客观性形象的描绘成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而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舒德森的立场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新闻客观性再次受到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政府对新闻日益普遍的管理以及新闻业自身的警觉，再加上60年代兴起的‘对抗文化’促使并推动了对新闻新一轮的批评——客观性本身被指责为‘扭曲事实’。越战的爆发最终耗尽了美国政府与媒体仅存的信任，‘客观性理念’开始被学者们在批判文化的浪潮中反思。至此，客观性的内涵彻底被解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舒德森坚持认为，客观性是必须坚守的，如果没有这个理念的存在，新闻业只能变得更糟。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舒德森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作为一个核心的点，他把客观性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舒德森始终认为新闻客观性是在新闻行业中必须一直贯彻下去的内容，只有当客观性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表现形态时，新闻业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舒德森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传播过程中不可放弃的重要一环，也试图想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到“新闻客观性”的重要地位。而这种研究方式导致了他在叙述过程中，有些地方势必会有一些主观意见的存在。而在我看来，“新闻客观性”是一个隐性的概念，是一个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只有当客观性真正地被“植入”新闻工作者的意识中，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在传播过程中客观性原则。

第二篇：新闻自由多么美丽但又是多么遥不可及——《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新闻自由多么美丽但又是多么遥不可及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自由,是人类最美的精神花园。人类从未放弃过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往往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所有自由当中,有人更是将出版自由成为第一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全部自由的中心,凡是人们不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其他自由就没有保证。”真理的宣扬往往与出版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出版自由,真理将无法传播,人类所有进步而伟大的思想也只能成为深埋于泥土中的钻石,即是光彩再耀眼也无法划破漆黑的夜空为人类带来光芒。《论出版自由》让我们在大思想家的精神花园中一睹出版自由那璀璨的光辉 弥尔顿是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论出版自由》是他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代表作。

《论出版自由》这本书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为留传，影响巨大，是关于出版自由理想的经典论述。该书创作于1644年，是弥尔顿在国会作的长篇政论演讲词。这篇政论首先介绍了《出版管制法》的内容：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全面批评了这一出版检查制度的弊端，认为它只能“破坏学术、窒息真理”，并且指出任何历史上的文明国家、政府都未采用出版许可制，同时，弥尔顿还认为，异端邪说的传播于书籍的出版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出版许可制的必要性；作者也对出版检查员的品质产生怀疑，认为他们检查出版物是对“学术和学者的最大的打击和侮辱”。另外，作者指出出版许可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滞后了英国先进的文化，应当坚决废除。弥尔顿在本书中强调了人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权。他认为，人们具有理性地辨别正误的能力，人们必须不受限制地去了解各种思想和言论，他提倡一种“兼容并包”的阅读法。弥尔顿相信，真理是肯定的，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真理才能战胜罪恶，帮助人们“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而政府没有必要限制真理的斗争，不应该约束言论和出版。 弥尔顿在国会作这篇演讲时，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内战时期，全国斗争日益尖锐。出版检查制度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在言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在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权利。弥尔顿献身于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斗争。他故意不征求书刊检察机构的同意，印刷了该演讲词，以示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蔑视，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弥尔顿在书中提出了反对集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即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真理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中获得的，不是权力赐予的。人的理性完全可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积极与糊涂。这一思想奠定了现代“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理论的基础。

从弥尔顿的言论立场来看，不难发现，他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且走在了理性时代的前列。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封建主义渐趋衰落，资产阶级正在孕育着变革，整个欧洲开始了从蒙昧时代走向理性时代的进程。十七世纪的英国，扼杀个人自由和社会生机的绝对君主制度和文化专制主义已日薄西山。当时英国的出版管制法，扼杀了众多进步资产阶级的言论，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新闻出版上，自然要求自由和理性，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弥尔顿强调理性主义，是对古希腊自由传播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开创了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并且是现代报刊理论“社会责任论”的重要来源。因此，弥尔顿要求废除管制，主张出版自由，无疑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 然而，由于时代的因素，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第一． 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所说的自由，仅仅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恩格斯说过：“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取的，出版自由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因此，我们应当清醒 1

地认识到，在反对封建统治时，资产阶级力主出版自由。然而在对待他们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时，资产阶级并不赞成这些权利。马克思说过：“在检查制度的国度里不是完全没有出版自由，有一个国家机构能享受这种自由，那就是政府。”这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出版自由的本质，弥尔顿所说的自由仅仅只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 第二． 弥尔顿倡导自由的同时，虽然承认自由讨论的权利可以加以限制，但是没有指出这种限制的一般性原则。他要求的是那些虽然有意见分歧，但却是诚实和认真严肃的人，应该享有不受政府检查的自由，而其他如罗马天主教徒和当时影响很小的新闻工作者却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他的主张缺少限制的一般性原则，或者说没有具体执行的尺度，这样在出版管理中，便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诚实和认真严肃”，势必还会回到原先的出版检查制，毕竟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根据诚恳标准，制定出个人诚恳信用制是可笑和不现实的。

第三． 弥尔顿主张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并且认为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无益，政府在出版问题上不应该插手。这样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典型的矫枉过正。我们应当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现，但是同时，政府对言论、出版也要有管理权，否则任由落后反动的思想横行，势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第四． 弥尔顿并不要求完全宽容一切出版物，他倡议毁谤和黄色内容军不得出版，但是他还提出无神论出版物也应该受到限制。弥尔顿出身于清教徒家庭，自身也带有清教徒观点，因此，他反对唯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发展壮大，弥尔顿也具有了唯物主义倾向，在十七世纪革命的后期，这种倾向与清教徒观点发生了矛盾。事实也证明，唯物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 弥尔顿没有全面论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这样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受到一定原则的约束，而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是出版自由的基石与保障。

尽管弥尔顿的思想、主张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但是他本人光辉的著作和虽遭迫害却不妥协的精神却是历史的进步。《论出版自由》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奠基的时代，这部著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弥尔顿和随后的约翰•洛克，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创立上功不可没。他们为以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逐步进入实践范畴做了重要的准备。

今天，我们倡导新闻自由，更不应该忘记约翰弥尔顿，和他的《论出版自由》。这部著作中为后世反复引用的名句永远值得我们回味：“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让我们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弥尔顿在其著作中，从天赋人权、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几个方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弥尔顿认为自由、财产、生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认为人们有权推翻侵犯人们自由的暴君。他还抨击英国对书籍出版的审查制度，反对这种扼杀真理的做法，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创造条件。在争取了这些权利之后，弥尔顿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存在。在宗教观上，他提出理性的信仰，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观，要求人们拥有理性，自由选择，培养美德，以一个善的个体直接与上帝交流和沟通。弥尔顿提出了自己不同于神学化、世俗化的封建教育的改革方案，试图建立一种近代教育体制。同时，由于弥尔顿自身的婚姻经历，他特别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革命失败后，弥尔顿开始了三部著名长诗的创作,在他的三部曲中反映出自由的主题，表达了诗人作为一名顽强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复辟后失落的情绪下，仍然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心。 讨论

2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没有《出版法》，20xx年开始实施、20xx年再次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法规。其实，《出版管理条例》最初就是按“出版法草案”来讨论的，但最终出来的却不是法而是条例，降了一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家对“出版自由”原则的争论上。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按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应包括发表权和创办权，而在我国，众所周知，创办权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要制定《出版法》，就必须依照《宪法》沿袭出版自由原则，即必须开放创办权，同意私营出版社进行登记，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这是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虽然19xx年出版法草案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但面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最终研究认为还是先颁布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出版法的议案也就撤回了。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法》迟早是要出台的，那将是一次大破大立，我们可以想像它对我国出版格局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弥尔顿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性著作。弥尔顿也成为西方新闻自由运动和新闻自由思想发展史上的先驱和奠基人。我们承认其巨大的积极历史意义，但是也有同学看到其观点中的片面性和虚伪性。

可见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最关心的首先是学术、学者的言论、观点的自由。“出版自由”并不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这一点在他随后论述“人民主权”时暴露无遗。他认为“一切人都是生来自由的，但‘粗野的普遍人民’也具有非常坏的本性”，所以，他以为只有从“理智的”、“能干的”人们中间才能选拔出执政人员。不言而喻，这些“理智的”、“能干的”人就是资产阶级新贵族。

弥尔顿要求的自由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他所在的阶级和教派的自由，他诉诸的对象也只是神、理性、议院，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所在。1649年以后，他出任了拉丁文秘书，他自己也成了检查官。

总之，弥尔顿在整个《论出版自由》中，花大篇幅论述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过是在为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宗教派别争取“意见自由市场”的一个手段而已。

1651年春，约翰·弥尔顿(1608一1674)正在写作的时候，凶猛的病魔向他袭来，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对弥尔顿提出警告:需要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但是，弥尔顿回答说:“我情愿为自由而牺牲我的目光。”

双目失明后，在写给他的学生 的诗中吟咏道:

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

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

保卫自由，这是我祟高的职务，

全欧洲到处都以这事为谈话的中心。

这个思想引导我穿透世界的假面具，

我虽然瞎了也满意，我有了无上的指针。

弥尔顿大胆地对出版管理法的荒谬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违背了人的理性，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笨做法，“这种侵害人权的残暴制度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效果都和原来的目的 3

相反”川。因为出版管理法主要是审查书报刊物，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视听、言行等，都可以说是一本写出的无形状的书，对于交流思想、阐述真理、弘扬正气、抨击丑恶等，其效果与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其他表达思想的形式是无法禁止的，这样，官方的检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弥尔顿赞同并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他以一种挪榆的口气写道:这种出版管理法只不过是一位自作聪明的绅士企图用关上花园的门挡住鸟儿一样愚蠢可笑。

弥尔顿反对书籍检查制度是与其对书籍传播真理的作用有着正确认识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对丰富人类的生活有重要意义。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蕴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像作者一样的活跃;它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著华保存起来;它又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繁殖力极强，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会迅速地长出勇敢的武士来。好的书籍绝不会使心灵纯洁的人腐化。至于写作，这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行书籍检查制度，按照官方的尺度对书籍的优劣作出粗暴的判断，只会扼杀好书的出版。而随意地禁止一本好书出版，它犹如杀人一样，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他说: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都是同样的罪恶。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即使从生存的意义上比较看来，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其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同样，各个时代的革命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蕴含真理的书籍得以恢复，这 种损失要比一个人的失去使整个世界所受到影响还要严重。因而，每个人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的人物和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否犯下了什么迫害行径，看看自己是否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给糟蹋了。对于一个作者来说，禁止他的一本书出版，就会犯下杀害作家罪，甚至杀死的这个作家正是一个为真理而献身的人。若是遭到禁止的书很多，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那么，将构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就远不止是众多的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害了精英或理智本身，将给整个民族文化发展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是个由宗教法庭推行书籍检查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对书籍出版的限制极为野蛮粗暴，有价值的著作无法通过那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跟不振。近年来除了馅媚阿谈之词以外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川。结果，这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发展陷人长期停滞的状太。

作为一个视写作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的弥尔顿饱尝了写作的艰辛，因此，特别注意尊重作家的写作自由权。他认为，严肃认真的写作并不是像检查官想像那样，如同课堂上做一道简单的文法练习题马马虎虎就能完成的。写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要让思想有充分的驰骋自由，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压制。假如一个享有自由权的人从没有柞凌干犯科之名，而他的写作活动又不能自主，那么，他只能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被看做是一个傻瓜事实上，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全部的智慧辛勤地探讨、努力地思索，不仅汲取前人积累的经验，而且还谦虚地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使自己的见解更加完善。当他做过这一切锤炼之后，才可以认为自己写出的作已经不亚于已往的作家，因为，这作品是他忠诚地劳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善的成果。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