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书会心得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在世纪之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旧制度不断碰撞，中西思想不断交融的那一时代，历史的车轮在此时撵下了深深的印记。500年一遇的陈寅恪、300年一遇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众多古今贯通，有独立人格，有创见，开一代学风的大师在此刻不期而遇，在这动荡的环境中或南渡北归或离别，写下了难忘的篇章。

时间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晚清变革，腐化积弱的清政府寻求变革，加剧了上层的不稳定因素，外敌的入侵加剧了民间对清政府的不满，辛亥革命发生了。随后，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终于各在天一方。此时的文人可谓是不幸福的，清政府的倒台使王国维没有了归属感，又几乎无人诉说；日军侵华使得李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工作不得不终止；战线的不断溃败使得众多高校珍藏失踪、人员也不得不南迁，饱受战乱惊扰；国共内战又逼迫众人做出抉择，从此分道扬镳。而此时的文人也是幸福的，清政府的留学政策给了大批人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学成后又得以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得以施展，而传统的国学也在大师们的努力下继续得到发扬。正是在这个大师聚集的时代，才造就了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们并没有经历国破山河在、没有躲空袭到成自然、没有感受到不断奔波的疲惫，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痛心：痛心胜利遥遥无期、痛心大批文化财富流落他国，还有如梁思成般“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呐喊资金短缺的窘境。心痛之余，我们仍要赞叹大师们虽艰苦但仍不屈的风骨、虽困难但仍求知的精神。

大师不一定是孤独的，但一定是自由独立的。他们或属于某一机构，但并不隶属于那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目标，一旦现实不随他意，他们便会有所改变，正如王国维投湖自尽、傅斯年整治台大、梅贻琦出走清华……其中梅贻琦在匆忙中离开清华，让人好奇，但也让人敬佩。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新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

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他毅然出走。从不干涉他人政治思想和学术自由的他也不容他人强迫自己的意志。从他后来死守清华基金只为重建清华服务看来，他的心仍对清华有牵挂，但可惜，一声再未回校一瞥。大师冥冥中往往是惺惺相惜的，在胡适猝然长逝后，梅贻琦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代大教育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所剩下的自由一笔笔清华基金账目。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从《离别》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的远去，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形象并没有随之消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及他们的高度，但愿也能尽微薄之力，使自己无愧于本心。

第二篇：南渡北归我所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师，指在某一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有突出成就、并且在其他领域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大师多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和平年代他们的存在能推动国家建设、文化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大师的存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幸运。而在《南渡北归》中描述的战争年代，他们大多数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笑柄，这是战争对大师们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为了保存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的成果，大师们如同落水狗般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战争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对于大师们来说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大师们用自己的声音，树起了他们独有的学术旗帜，唱响了那个灾难年代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绝唱。

不管如何，民国时期，充满着动乱，充满着屈辱，尤其是日本的十五年侵略战争，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伤害。当然，民国初期的北洋时代，军阀政争，连绵不断，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皇帝轮流做”。可争来争去，未必有胜利者，别人哭，自己也苦。而最苦者乃是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生活在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命运的多蹇，亦非笔下所能倾注也。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国难面前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在艰苦环境下依然执着科学研究的坚守；在每天轰炸不断，死亡如影随

形下传播中国的文化；这种勇气无畏与阵前与敌白刃相见一样的令人敬畏！一样的令人敬仰！在这本书里，有乞讨数千里绝不留在失地，苟且偷生南渡的身影；有在日军已经进入北平，却舍去个人身家财产，冒生命危险，抢运从国外带回的核能铀的身影；有在艰苦环境下痛失两位爱女，却不放弃手中的巨学著作的身影；有在上有轰炸后有追兵中，千里转运故宫国宝的身影。那每一个日日夜夜，有过迷茫、有过失望、有过死别，但没有放弃、就像文中有一位学者提到的：“中国不会亡，因为我们的文化还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