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有感

一、简介凡勃伦和《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来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二、我对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思考

（一）、有闲阶级的产生

凡勃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野蛮部落、未开化文化、准和平文化、现代文明四个阶段。在野蛮时代末期有闲阶级的孕育胚胎出现，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细化，到了人类未开化文明时期一部分人脱离了生产自此产生了有闲阶级。“各阶级的业务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特点，那就是在性质上总是属于非生产的。”在凡勃伦看来，“任何努力只有其最终目的在于利用‘非人类’的事物，才可以看做是非生产性的”，则这类非生产性的上层阶级业务，归纳起来大致是以下几项——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有闲阶级可以被描述为。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上层阶级。

有闲阶级往往和私有制关系紧密。当私有财产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就满足了我们称之为自尊的基本条件。在财产积累过程中有闲阶级为了展示和下层阶级的区别往往选用一些特殊手段以达目的。

为保持自己的荣誉性地位，有闲阶级有一套自己的规范特征：

一、金钱至上原则是成为有闲的最基本条件。社会环境下金钱代表一个人的价值，也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活品味与对事物的判断标准，掠夺性本能是对事物占有的最初动因，嫉妒性区分满足了有闲阶级的炫耀心态。

二、明显有闲是有闲阶级的惯常表现方式。从希腊哲人的时代一直到今天，

那些沉思着的高尚的人们认为，享有一定程度的闲暇，避免一些为人类需求直接服务的生产工作乃是一种有价值、美好、体面的生活必需。例如礼貌，“其流行的深层经济依据是要在与有闲的荣誉性或非生产性地利用时间与精力的荣誉性中来寻求”。有闲的衍生物，表现了控制与从属的象征性姿势。

三、显消费是有闲阶级的发展行为模式。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加丰富、际范围明显扩大，有闲阶级为了“歧视性”高级印象，明显的无知消费成了首选。包括“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内的炫耀性消费。有闲阶级找到了证明身份面子的捷径。

四、雅的时尚潮流是有闲阶级永远的追逐。“认可什么样的生活是有闲的或荣誉性的方式，大体是由最高阶级决定的；这个阶级的职责是通过教诲和示范来表明这个社会拯救方案的最高理想形态。”阶级的品位引领了下层阶级的流行风潮。以文化资本的占有为表现形式的消费压倒了单纯的物质消费，人们从炫耀金钱转向炫耀品味。

（二）、劳动的“堕落”

高雅人士认为，低层次的精神生活总是和简陋的住宅、粗鄙的生产活动相关联，忙碌的生产劳动被指责与高尚的思考不相融合。从凡勃伦的观点看，人们将生产性的劳动当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是竭力避免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的。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为你感到劳动是要降低品格的。”非生产性劳动局有荣誉性，而下层阶级要从事纯生产性劳动，人们崇尚事物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是徒劳无益、浪费和无能，“劳动由于已经成为贫苦的证明，也仍将无可避免的带上不光荣的色彩”，凡勃伦将之称之为“工作本能”。

所谓的上流阶层的工作则是非生产性的劳动，也就是“有闲阶级”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

一、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他抱轻视态度。

二、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它安闲度日，坐食无忧。作为一位有闲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这种可敬的有闲，他要使旁观者获得的第一印象的也就是这一部分。但他的有闲生活并不是全部在旁观者

的目睹下度过的，其间有一部分是不能为公众所看到，为了保持荣誉，对于这个不能为人所窥见的部分，就得有所显示，使人们信服他的生活的确是有闲的，他应当有所证明。这一点只能间接的做到，办法是把他从有闲中得来的一些具体的，持久的效果显示出来。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劳动，马克思继承此看法认为生产比市场更重要。凡勃伦却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生产劳动，他颠覆性的提出与正统经济学理想消费理论相背驰的观点：消费的文化理论——习惯、风俗及迷信等非理性都将决定人们的消费；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给他人留下印象，或称之为“炫耀性消费”。

（三）、派生出的“代理消费”

在工业社会范围内有闲阶级不再满足以往的自身消费方式，他们为了财富的累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去“有闲”，是琐碎杂事占据了时间，但为了给大众留下深刻高贵的印象，有闲阶级找到了“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新模式——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

“占有并蓄养一批奴隶，教他们从事生产财物，其所证明的是财富与威力；但是蓄养一批奴隶，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劳动，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有钱时有闲阶级的基础条件，其财富可以通过他人（配偶、子女、仆役）来显示，这种消费模式叫做代理有限和代理消费。

“家长明显有闲这一主要事实在较高的等级点上消失，主妇实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在古代，一个健壮男子在社会经济中的专职就是杀戮，通过妻子和若干的奴隶获得有闲标志；在中古，贵族或者富人通过迎娶漂亮的妻子或者侍妾来表明其财富。凡勃伦说主妇的功用大部分在于他们的明显地脱离生产劳动，在于能由此证明他们的主人的有财有势。“妻子最初不论在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丈夫的苦工和动产，生产供他消费的物品；作为这个古老制度演化的后果，妻子现在成为礼仪方面的消费者，要消费她丈夫所生产的物品。但是在理论上，她无疑还是丈夫的动产，因为经常进行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无自由的仆人持久标志。”让妻子流连于高级会所，在高级商场任意挥霍，在他人面前不经意间透漏出妻子在消费丈夫所生产的物品，是丈夫的附属品。于是妻子通过对丈夫财富的消费反映的出丈夫所拥有的财富和威力。

三、小结

自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一出，再没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凡勃仑本人也博得巨大社会声誉，不过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社会激进分子与知识分子们推崇他，而其他经济学家则不断探问他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仍在怀疑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值得严肃对待。不过越到后来，人们越认识到凡勃仑的研究的确触及到他所处时代的中心过程，可以说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别于同时代其它的经济学家，以一双新的眼睛看世界。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历史在这二十多年的脚步是如此匆忙杂乱，几乎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百年忧虑，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来不及思考这二十年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有关财富与贫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弃在知识界主流人士的视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谁也不能再无视中国当代富裕阶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已构成以消费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他们那种巧取豪夺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劳致富等观念成为过时的价值观；他们的居住方式已从各个层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布局；他们的消费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无一不对社会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那种巨大的差距无处不在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统计数据和各种事实已确切无疑地向社会表明，最多再过5—10年，私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形态的经济形式。在财富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都没有办法反抗金钱的优越性。而政府官员们无法反抗金钱优越性的结果，就是贪污贿赂盛行，权钱交易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大景观。这些富人们唯一没有拥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于是，购买文凭与博士、硕士学位，花钱找人作枪手写书之类的事情越来越多。

世态变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个睁大眼睛看现实的人忽视这些现象，但有关财富与贫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国目前还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已有研究中国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学术专著出现。但没有包括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如今，富裕问题只是在少数作家笔下以漫画形式出现，始终未能成为学者们的专题研究对象，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一直缺位。仅以最基本的问题而言，不少富裕阶层的致富方式，一般也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人们除了从那些不断被曝光的贪污腐败分子们的劣行中，想像富裕阶层的生活之外，真还

没有办法对当代富人们的致富之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至少有几个基本问题还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富人们究竟是根据什么道德法则进行生活？这种道德法则如何影响财富的攫取和使用？他们是用什么思想与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社会各方面对金钱巨大优势的反抗，仅仅只体现在对富人们财富积累方式的谴责上。而这种谴责与整个社会巨大的金钱饥渴感相比，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书中，已经尽了一个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至上主义的驱使下，对弱者利益的漠视与对强者的无耻献媚。但就在梁晓声进行反抗的同时，最能介入中国国情研究，实际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经济学，恰好又忽视了对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财富与贫困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如何进行思考，是检验每一个思想家人格的试金石。如果说前辈思想家对财富与贫困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从而使他们同情的天平倾向于弱者，今天的“现代人”可以讥笑这种同情心的廉价与不合时宜，那么我们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当代思想家们对待财富与贫困的态度，如吉尔德的名著《财富与贫困》完全是从经济增长根源方面来研究财富与贫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尔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正如人们在个人生活中不能长期容忍精神空虚的感觉一样，他们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某些道义上的标准。”

第二篇：读罢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一书之笔记

读罢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一书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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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阶级的形成往往需要诸多条件，除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大发展以及其衍生的相应的制度结构外，人类由来已久的习惯、本能也许也发挥着一定的效用。但是因此却主观唯心地认为，一个阶级可以是由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习惯等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免有点失之偏颇。本书中，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部落发展到未开化的阶段这一转变中逐渐涌现的。有闲阶级的产生最初表现在生产的业务分化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作为典型的庸俗经济学家，又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祖，凡勃伦对于有闲阶级的产生原因，自然地归结为制度使然。在他看来，制度是思想和习惯长期孕育的结果，思想和习惯又缘于人类本能，所以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有闲阶级的产生正是人类本能支配下的制度的产物。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上看，凡勃伦的说法似乎沦为“意识决定上层建筑”的不伦不类，全然忽视物质生产的作用。这一点也许正是考虑到为了维护其所依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批评家”的角色下意图修补的制度。然而，笔者以为，论证一个说法的合理性，在无法还原历史的情况下，逻辑上的贯通性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解释性显得格外重要，这样说来，凡勃伦的说法确有其可取之处。

在此，先归纳出凡勃伦于《有闲阶级论》中各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在第一章《绪言》中，他指出，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部落发展到未开化的阶段这一转变中逐渐涌现的。在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爱好和平的生活习惯转向坚决好战的习惯以后，侵占与奴役就渐渐形成了，而侵占与奴役最直接的就造成了阶级区别。

在第二章《金钱的竞赛》中，他认为，有闲阶级与财产所有权同时产生。财产私有制出现以后，人与人之间就发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占有财产并不是为了剥削别人，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

在第三章《明显有闲》中，他认为，占优势的阶级力图过有闲的生活，把参加劳动看作是有损体面的事情。他们日常从事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讲求修养等。 在第四章《明显消费》中，他认为，财产上占优势的阶级为炫耀自己的优越和荣誉而进行浪费性消费，并由此衍生了“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

在第五章《金钱的生活水准》中，他指出，在竞赛心理和歧视性对比的指使下，有闲阶级总是不断提高金钱的消费水准，以适应荣誉准则。

在第六章《金钱的爱好准则》中，他说明了在财产私有的前提下，金钱财富成为了有闲阶级评判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在第七章《服饰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中，他指出，有闲阶级通过服饰的奢侈与不适用劳动的特点，来表现有闲和浪费性消费。

在第八章《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中，他认为，当前的制度同工业发展已不相适应，但有闲阶级和贫困阶级由于远古残存的思想习惯而趋于保守，拒绝变革。

在第九章《古代遗风的保持》中，他指出，在遗传和自然淘汰下有闲阶级的性格特点以及这种性格与工业发展的适应性。

在第十章到第十四章中，凡勃伦分别从有闲阶级的尚武精神、信赖命运，宗教迷信，高级学识研究等方面论证，说明它们与金钱制度的相关性以及远古遗传性，进而否定它们与工业发展的联系。

事实上，凡勃伦所认为的有闲阶级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炫耀性消费”，并避免进行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生产与非生产是界定有闲与非有闲的标准，而对于财富的炫耀程

度即是衡量有闲的能力大小。成为有闲阶级的前提是拥有能够满足避免生产性活动的浪费性消费的最小程度的能力，也就是说，金钱的拥有量是有闲阶级存在的基础。在一定的财富的累积下，人们会因内在的远古遗传下来的侵占、竞赛心理而进行炫耀性消费，消费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荣誉与自尊心。有趣的是，被定义为有闲阶级的那类人，为了进行较为成功的有闲炫耀，往往依托于一定的方式，也就是借以妇女为代表的包括仆役的次一级“代理有闲”人的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来体现。很显然，通过从属的妇女和仆役的有闲来反应其一家之主的有闲的方式要比有闲阶级自身进行礼仪与学识修养的训练好得多。这种较为间接地有闲炫耀，当然要求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妇女和数量众多的仆役远离生产性活动，这样做的结果是，有闲被放射性地远距离传播了。

凡勃伦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仔细观察，把一般行为提炼到理论高度，并巧妙地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制服的产生是针对性的有闲炫耀，装饰品、豪华宴会、服饰以及对于住宅的设计和对特殊动物的驯化无一不展示着有闲阶级的金钱地位。运动比赛的盛行，是有闲阶级对掠夺、好斗等远古遗传性格的复归。高级学识亦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有闲阶级青睐的往往是古典学，而对于实用知识避而远之。凡勃伦尤其强调历史的联系性，无论是野蛮时代、未开化时代，还是手工业时代，亦或者是机器方法时代，一个阶段的人的行为似乎总能在前一个或者前几个时代找到根据，这便是古代遗风的保持。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凡勃伦是热衷于以“历史起源法”和“庸俗进化论”来解释有闲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但是，众所周知，社会发展规律和生物进化规律所带来的绝不是单单的思想、习惯的沿袭，客观存在的变化下所引起的制度的变化往往会大幅度地改变以往面貌，在此情况下的有闲阶级，也早已不再是前一个或者前几个时代的有闲阶级了。

凡勃伦所阐述的有闲阶级论在制度经济学上也许臻于完美，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忽视19xx年以来的巨大变化。在1899年《有闲阶级论》出版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让人们的思维有了极大的飞跃。最简单的例子，妇女已经越来越不再是有闲和消费的代理人了，她们当中越来越多人投入进生产性活动中并以此为乐。制服的意义已经远不是有闲的炫耀，更多的是便于生产与服务活动的管理。运动竞赛的本质在于提升身体素质或者是宣传健康的理念。当然，有闲阶级的两个基本特征，即炫耀性消费和避免生产性劳动，并未有根本的改变。但是，似乎某些微小的变化已经开始。

需要说明的是，有闲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有闲并不是特定人的福利，而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体验。就某一个个体而言，有闲与非有闲近乎各参其半，只是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两者是交叉出现的。现代的休闲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即是有闲的表现，稍有不同的是，现代的休闲活动范围广泛，其中，炫耀性消费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人们追求的更多是身心的双重放松。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有闲阶级在物质生产发展条件下应时而生，同时与时而变，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休闲阶级。在此，我们必须向凡勃伦致以崇高的敬意，《有闲阶级论》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我们对于休闲的研究与界定，必是参照了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