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是日本官方关于民众对于中国印象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3%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联系到中日两国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纷争，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会像我一样对这样的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甚至，如果，在中国，官方也做同样的调查，大概会有超过95%的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只是，单纯的讨厌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要对日本作出批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我们了解日本的一个好途径。
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敢于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它具有柔美如菊的一面,可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具有黩武好斗的一面,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本尼迪克特在文中也反复地强调: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嘲笑战争中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认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作者认为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即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该民族的脾气真让人难以琢磨透。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些性格特征,约束并引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才使日本这样一个区区小国有胆实、敢顽强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期间,面对美国强大的国力,日本政府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战术小手册中有一句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日本人还经常说:“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沒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小小岛国,在资源贫乏的条件下,凭借它特有的日本精神,竟能如此大动干戈地发动战争。但二战失败后,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人,也都是皇军,是
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天皇的命令,就是神的指令,所有日本人就必须无条件的忠诚服从。
在《菊与刀》这部作品中,作者本尼迪克特以一个人类学家的能力,向大众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重点探讨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的主要要素和日本人人格形成的童年经验。
关于日本社会结构或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是等级制度。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等级制得以延续主要是日本人明白自己的位置,强调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但自己如此,要求他人也应这样。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这个民族认为每个人都应忠诚于自己的上级,同时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等级内的特权,即使是最低等的贱民,如果安分守己,不做越级之事,也同样是值得尊重的。她在文章中写到:“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到惩罚。只要?安其分,各得其所?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会感到安全。”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应该由他们来引领世界,站在世界等级中的顶端。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民族毫无顾虑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正确地论述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基于人身依附或统治服从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观念是报恩意识,或者讲是靠恩的道德伦理来规范人的行为。她在文中讲到日本人对“恩”的理解:“‘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如果有人出手帮了一个日本人,从此这个日本人就欠了此人的恩情,日后一定要偿还。所以日本人从不轻易施恩予人,也不愿受恩于人。如果你帮助了一个日本人,你別想得到他诚心诚意的感激,那深深的鞠躬礼的背后是他内心的怨恨,因为你让他背负了向你报恩的义务。因此,本尼迪克特在文中反复强调:“菊”与“刀”代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互悖共
存的文化意象,也代表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双重性格,日本人以负恩和复仇两种极端的方式来化解道德上的压力。
在《菊与刀》中,最具心理学色彩的应当是儿童早期经验的分析了。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格的特征。正是这些养育习俗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矛盾性,即两面性,且每一面都不容忽视。在育儿方式上,日本与欧美可谓是大相径庭。本尼迪克特在文中指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日本人在幼儿期,是父辈们手中的宝,可以无拘无束、公开表达自己的冲动,同时在家庭这个核心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等级制的习惯。当入学几年后,他们才真正被纳入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开始训练、学习对名分的情义,并服从其规范。青年期以后,日本人就会主动地在其生活的领域担负全部的义务还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而死。他们的道德的一个主要信条是: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正是这种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才使日本人形成双重性格,既可以沉浸于安逸享乐的生活中同,也可以不计一切去承受极端的义务。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的自我负责的意识,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本尼迪克特还指出,在对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分清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或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研究。罪恶感文化是以道德作用为绝对标准,依靠启发社会成员良知的文化;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约束,而不像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反省来做善行。在《菊与刀》中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耻辱感在日本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甚至被日本人纳入他们的道德体系,它使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日本人对于恩惠和侮辱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可谓睚眦必报。他们爱惜名分,履行对自己名分的其他多种义务。因而,对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进行或者选择报复,或者选择自杀,其他的非极端做法恐怕都难以淡然处之。二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可以从这种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菊与刀》, 是一本从外国人视角观察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菊花与刀是日本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菊花是日本皇室族徽，代
表的是美。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代表的是勇气、忠义和名誉。二者组成了这个国家不可思议的双面国画，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好斗又和善。有西方学者将日本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的确有他的道理。被称为甲斐之虎的日本战国时期第一兵法家武田信玄，以孙子的四如真言“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为军旗，屡破强敌。这种风林火山的用兵之道也溶入到了日本人的个性之中，时而安静，时而暴烈，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意义。
第二篇：管理学指定书目读书笔记之《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关于日本国民性的思考
——管理学指定阅读书目读书笔记
在19xx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邀请，研究日本，写了这一本《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代表国民性研究的开始。 国民性建筑在一个民族的经济地域基础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心理倾向，经历了阶级时代种种变迁，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以独特的心理物质扎根于每一个具有共同祖先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之中。
而《菊花与刀》正进一步向我们展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本尼迪克特对其是这样描述的：“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面对如此矛盾的国民性，日本民族是如何处理的呢？《菊花与刀》这本书告诉我们——日本人是站在以“服从之道”本性为基础上的，“以和为贵”不紧不慢地调和着他们骨子里如此尖锐的矛盾的。
那么，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形成这些矛盾以及如何具体处理这些矛
盾，我们必须要对日本国民性的突出特点进行分析。
首先，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异常森严，尤其突出的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共分二十多个等级，下层又分为若干等级，百姓下有贱民，这种对上忠诚意识，从而形成等级意识，再加上武士道传统精神渗入，使自我意识处于睡眠状态。
“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一般美国人都不太可能将等级制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而日本人却对等级制的作用深信不疑，认为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等级制中武士又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层。武士，作为藩主们的武装组织产生，对藩主慷慨赴死，作为武士，一方面必须有良好的修养，禅宗是他们修身之道。一方面又培养着对死亡冷漠态度。在武士身上就能看见菊花与刀的性格。正如日本古典作品中常描述的：“勇敢高贵的武士，一边吟颂高雅的和歌，一边将对方将领的头颅砍下。”体现着一种残忍的美。
提到武士和武士道，不得不提日本士兵的绝对服从精神。战争中的日本人尤其顽固不化。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但日本士兵认为投降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致使日本战争史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自杀式进攻和神风敢死队这样的违背人性的东西。可是当19xx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坦
然地接受了战败的现实，所有的日本老百姓都热烈地欢迎美军的进驻，这看似矛盾的地方，恰恰体现了日本人绝对服从天皇的原则。对天皇的绝对服从，支撑日本士兵如此强的战斗意识和战斗力的的基础是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的唯心主义观念。而天皇便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天皇的神圣性受到了致命的挑战，那么，日本的士兵将完全丧失斗志，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因此，这同样也体现了日本人的虚弱性，一切依赖天皇，绝对的服从。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他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它们突然调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而队伍依然是井井有条。”
当日本投降之后，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疑问：“为什么一个弹丸岛国敢狂妄地叫嚣要征服世界？”
《菊花与刀》告诉我们：日本人是这样认为的——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 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
们该呆着的地方去”。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
“日本人将军国主义的失败视为一种发展措施的证伪，他们完整的接受了这一结果并且投入另外一个发展的追求中。”书中这样描述。但是不要忘了，日本人的确忠诚，可是日本人记仇，对于他人的侮辱，他们总要最终报复之后才安心。他们尊重受到侮辱之后的报复行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名誉的情义的尊重。如果遭到了别人的侮辱，那么“报仇”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日本文化里，“情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外衣下人们最珍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有情有义”就意味着一个人要终身忠于君主而君主也要照顾好自己的下属。“报答情义”，就是要把生命献给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君主。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 我有这样一种猜想：
是否日本人接受战争的失败只是一种权宜的选择？他们认为这只是发展途径的错误并重新选择发展方向，那是否意味着他们可能选择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进行心的安排和组合从而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重新进行扩张发展？
倘若这一略显恶毒的猜想正确，以日本人优越的集团性所凝聚的强大力量，以及其复仇的爱好，历史惨剧的重演几乎是必然，我们表达多大的恐怖都不为过。
我并没有种族的偏见，只是从简单的人性的分析出发。日本人不止是应该得到尊重，更应该给予警惕。我们的出路只能是保持领先的位置，主动的汲取人家的长处，否则一旦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合适”的状态，我们无法确保是否需要再次抗战。
如今，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成为富国之一。经济复苏，社会稳定。但服从下的日本人在工业化压制下，更只像机器的钉子。他们压力大、孤独、迷惘，要么拼命工作，要么喝洒赌博，逃避现实。日本男人可以大摇大摆的招妓，甚至于把欣赏艺妓的表演作为生活的调剂品。但是这一切都是表象，真正导致日本社会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
在等级制下，日本人有着对天皇的绝对忠心，也崇尚家庭中的孝道，但是他们藐视我们中国繁缛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的约束。他们更加重视自我的克制，将外在的道德约束看作中国人是“劣等人”的证据。的确，在于遵守忠孝之道、维护社会层级方面日本人非常谨慎，严于律己，但是在诸如性生活方面他们却显示除放纵的面目。这对于我们来说无法理解。
日本人做事爱循规蹈矩，这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在日本，只要你按规矩来，你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抵抗外敌，并要适度调整自己对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和承
诺。不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宗教和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都对国家和人民间的义务作了明确的划分，要求各自能“各安其分”。
当然，他们觉得安全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幸福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是由于他将这种等级思想合法化了。他们信仰等级思想就如同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竞争的生活方式一样。
但日本人不能总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那种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不能强迫所有的国家都接受的。其他国家对这个是不认同的，它是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 日本人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的上级。如果得不到天皇的恩典则更无幸福可言??在美国人看来，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非常敏感，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染有流氓习气的恶少或患过精神病的人身上。但在日本这却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日本，越过等级特权的界限就是最大的错误。同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更加顺从。因而“上级”们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他们的行为又得有度。日本人的座佑铭就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社会能在等级制的阴影笼罩下正常地发展的原因。
总之，整个日本社会都是按等级思想建立起来的。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自己的权力范围，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除了冷冰冰的等级制和残酷的战争外，日本社会中更具人情味的的东西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情义。情义不同于义。在日本，对于那种
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这种难以回报其万分之一 的恩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 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
而“情义”——这个毫无悬念的重量级词汇——则贯穿了这本书的全部。
日语中有句古言：“情义最难接受”。
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日本人的“情义”是最奇特的——它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是不愿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是人们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是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 “报答情义”就意味着在量上也是毫厘不差、等量对待的。这一点上与“报恩”是完全不同。“报恩”在量上是毫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报答得了“恩人的恩情”。“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 并用牙签剔牙??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得不到的某种满足。
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雪洗。在他们眼里，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和了感激和忠
诚的复杂因素，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己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其实人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人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那种只要一个人自己不感到受到了侮辱，就不能算受辱的观点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是站不住脚的。同理，那种认为他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使自己后悔、使自己受辱的观点，也是不被日本人所接受的。
很多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时，都觉得日本人的忠诚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多很虚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对日本人而言，“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上面的那一个“杞人忧天”的猜想。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按照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来生活。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对名誉的情义”，那他也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今天的日本也将如此，它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它的自尊。而且，它也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20xx年3月22日
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