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两岁丧父，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9xx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xx年赴欧，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某女子中学。19xx年回纽约。19xx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xx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xx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19xx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xx年出版)一书。19xx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xx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
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著作以《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为代表，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
《菊与刀》的作者本妮迪柯特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和判断对日本的整个局势的发展。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专业知识教育，通过把战时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原形，同时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和日本文学和电影，并作出了最终日本会投降这个论断。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不同，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这是一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二战时为美国战时情报局撰写的有关日本民族性的报告，然后再出版的至今仍受推崇的经典书籍。此书主要给我们介绍了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传统思想.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日本文化。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的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与育儿方式的
研究。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其行为方式中的思考方法。
我们会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骄傲”；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在受到机器一样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
菊花,象征着温驯、美丽、隐逸, 刀，象征着武力、好斗、蛮横,两样具有完全相反的涵义的物品构成了这本书的名字,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奇异性格。《菊花与刀》向我们展示揭秘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生活和个性。阅读《菊花与刀》 ，阅读大和民族。日本，一直以来是个敏感的话题，全世界的人民都对它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全书重点揭示的是日本的双重性格。
在我眼里，日本民族很奇怪。一曲音调迥异的“能乐”会令你惊骇，哀伤，却完全不知道哀伤些什么。日本的音乐如此，日本的文学也是这样。有人说日本是一个“物哀”的民族，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即 君王的朝代）很能证明这一点，“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沙砾成岩兮，遍生青苔。。。。”旋律如同哀乐，给人以沉重的历史感。书上也说，日本对人的制约是很大的。
然而，日本也是一个很懂得追求美和自然的国家 。低矮，木质，朴素的房子，拉开拉门，地上是平铺着的榻榻米，门外是假山池沼，房中主人正坐人席上，沏上一杯清茶，这是日本常见的生活。日本人
也好清洁和泡澡，泡在热水里是日本人的享受。娱乐生活同样丰富，多才多艺的艺妓载歌载舞，今日的东京一片繁华。日本人，怎么会是一个“物哀”的民族？这个，作者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还体现在对战争和生命的态度上。在日本，天皇的威信比中国的皇帝还要巨大，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忠君的思想，乃至献出生命。菊花，就是皇室的族微，然而，美是一回事，国家的发展是另一回事。天皇一边在欣赏菊花的静美时，一边大肆宣扬武士道精神，成了武士尊严的象征。书中向我们提到一个词：“义理”，据说这个词在英美语系中根本没有可与之相匹配的单词来翻译，它的意思近似乎必须去做的道义的义务，忠君也是“义理”。武士重视义理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当自认为败坏了名誉或愧对于天皇，他们会采取残忍的极端的方式谢罪：剖腹自杀。在腹部划出一个十字。有时，这种壮烈的谢罪也出现在日本妇女身上，有的妇女为了鼓励丈夫不畏惧战场上的伤亡而自杀，古日本人往往也会自残来证明自己忠心或诚意。这在外界的人眼里完全是不可理喻的行为！
因为天皇，他们对战争毫无畏惧，武士道精神也助长了侵略的本性。然而，日本人无可否认是个“礼仪之邦”，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在日本生活中，见长辈鞠躬，坐姿仪态符合礼仪一直是行为准则，在开饭前，他们也往往做仪式，据说他们饭前说的话是“感谢你命延我命”，从中，大和民族给人的印象就是菊花的飘逸端庄，丝毫不见刀之冷酷极端。
或许战败以后的日本人不再有那么多人会因“义理”而自杀，但是他们仍旧保留有先民的怪异性格。作者在最后一章介绍了战后的日
本人开始对过去了进行反思。日本这个拥有樱花的凄美的国家，给全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深重巨大，日本人民一直不为和平国家所充分信赖，他们面临的是一条漫长艰难的改造之路，此时，又有双重选择摆在日本队面前，倘若世界和平，日本只好潜伏，倘若军国主义未能完全消灭，日本的好战之性将会重新勃发。
“武士道”不甘服输，“士可杀不可辱”的性格令当今日本的某些人还不愿承认战争的谬误，但是随着世界的前进，他们必将愈来愈显现菊花的性格。日本会依旧尚武，但他们会不会继续尊奉“武士道”，不得而知。
“菊花与刀”出色地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本质和特征，然而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把日本写得如此形象细致的作者竟从未去过日本。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她当初搜集众多资料而写成的《菊花与刀》只是为了完成美当局交付与她研究日本的任务，可没想到，鲁思交出的这份出色答卷------《菊花与刀》被后世誉为了解日本民族的最佳读本。 本身，鲁斯这本书的题目就是对日本民族最简洁准确的诠释，菊花与刀，众多的对立性格构成了日本民族。
第二篇：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读后感
如果问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估计大部分人会脱口而出，不好。如果问你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估计大部分人还是会脱口而出，不好。以上并非我的恶意揣测，根据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共同主办的论坛，62.9%的中国调查者对日本的印象是 “很不好”。排除掉部分对日本心怀不满的愤青的比例，是什么造成了对日本如此的仇恨？这个想象中的恶毒国家到底哪里让人如此厌恶？除了“杀光日本人”，“东京大图莎 ”这类完全没有理性的语言，我们能不能拿一种更为审慎的方法来研究日本，研究日本人？幸好我还有《菊与刀》这本书。
《菊与刀》的作者本妮迪柯特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为美国制定对日政策和判断对日本的整个局势的发展。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专业知识教育，通过把战时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原形，同时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和日本文学和电影，并作出了最终日本会投降这个论断。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不同，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虽然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有了将近60年，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首选文献。
提起日本，我们很难不用一串充满矛盾的文字来形容他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如同题目所写，菊是日本的国花，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
在我看来，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而对物质的对比嗤之以鼻。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上有这样一句，“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是怎样将菊花和刀的精神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顽冥不化的崇尚由这种精神
带来的道德优势和力量。刀，是冷兵器中最早被使用的暴力工具，在热兵器时代还继续崇拜由刀所代表的武士道精神，这说明日本在精神力量方面是怎样的原教旨。这种重视精神轻视物质的文化内在，使得日本在作战时常常采取异常极端的方法。由此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如此凶残的对待已经放弃抵抗的普通居民。
很多曾经在战场和日本接触过的美军，都会谈到日本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这种必死的信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天皇的忠诚。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虽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历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个傀儡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消减天皇的精神力量。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着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一个不仁的皇帝会被民众反对，只是因为他行使的是不是仁。而皇帝，也一直试图宣布自己是天庭仁道的人间代理。而日本，则完全摒弃了这种伦理。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忠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明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天皇被作为神裔来看待。由于忠是被献给最高统治者的， 因此就只能献给虽然只有精神统治力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天皇在这里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中，虽然也要求对某种精神符号忠诚，比如忠诚于国家或者忠诚于自由平等等等，但这种忠诚，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的实践，国旗等同于国旗后面所蕴
含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一般都是普适的。而日本那种对于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则成为一种准宗教。在宗教中，神的发言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对错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
这一切的起源在哪里？日本是个有着强烈等级文化观念的国家，从中国汲取来的关于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种各得其所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虽然这和平等自由等观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种含义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选择，因此对这种社会准则，我们没权评论。但可怕的是，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把各得其所当作最高准则。他们不仅为每个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为每个国家打上标签。这正是日本发动太平洋的动机之一，他们认为自己在该地区内是处于等级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饬这个地区的秩序，让每个国家处于自己应该的位置。这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输出，背后的精神内核就是这可怕的等级制。 说道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侵华战争，我个人从该书中也可以窥见端倪。首先，日本政治格局中，军部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它单独向天皇负责，并对内阁有着问责权，甚至有权解散内阁。因此，当军国主义在军部内成为一股强劲的力量时，它就越过内阁的争吵，直接发布命令占领了满洲。由此引发了侵华战争。其次，从文化内涵上看，日本文化中有强烈的负恩感。每个人自出生之日，就有着向天皇来偿还恩情
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恩情根是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情分，因此，必须倾尽全力去偿还。但，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作为从中国哪里承受文化恩泽的国家，日本一直对中国怀着复杂的心理，既感到难以偿还，又在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感到羞辱，这种羞辱来自于其自身国力的增强，由此感到曾收到过这种国家恩惠的可耻。这种复杂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在原因。它要为中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并把这作为报恩的一种方式。
日本不同于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中没有原罪。没有忏悔，也不需要原谅。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忠义和各得其所来解释。这也许就是日本从来没有为他的罪行进行忏悔和道歉的理由。
菊与刀买了已经1年多了，最近才在实验室里抽空看了个高兴。每天看着那些文字，仿佛自己看到了一个个隐藏在外壳下的日本灵魂。只有接近灵魂，才能更好的认识这个民族吧，我这么想。
最近学校的BBS上甚嚣尘上的爆炒日本，激烈言辞不绝于耳。任何一个对这种看法持理性态度的人都会立刻被戴上亲日派的大帽子。这种二分法的简单粗暴，让我想起一个小段子，说锅里有红豆和黑豆，炒啊炒，最后一停，红的和黑的立马分开了。为什么？只有两个豆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眼里，世界只有两个豆子
二战前日本民族性的“绘画”
书评人：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评说。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商务印书馆19xx年6月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
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从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鎌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力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民众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菊与刀》中，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
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夫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
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鸭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士道》 (日)新渡户稻造 商务印书馆 20xx年9月
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的电影，正好象征着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一面是致死的唯美，一面是残酷的暴力。
要了解日本人以及日本之文化，除了最经典的《菊与刀》，《武士道》和赖肖尔的《日本人》等书也值得推荐。《武士道》一书，英文名为《Bushido，theSoulof Japan》，它是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1899年写成的，本书论述了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武士道”的精神信仰以及教育训条，作者相当完美地完成了为自己国家辩护之目的。当时世界对日本的认识非常幼稚，一定程度上造成此书的经典地位，即使批判性地来看，本书今天还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菊与刀》读后感
部门： 规划设计研究所第三党支部 作者： 曹星雯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出于对日本民族的好奇，我阅读了该书，对日本的国民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
作者是从西方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认识日本文化的，并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作者指出：“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
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者还把“诚实”与“自重”看成是支撑日本人“集团主义”的两个观念，认为特别是“自重”这一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的权力”相比，是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日本人总是处于一种对人生极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行为世界之中，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别人行动所作出的暗示，并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正确的行为很少由“内在的强制力” 来决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往往是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由“社会”来决定。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日本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日本文化属于“罪感文化”；强调“只要坏事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耻辱感只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的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就属于“耻感文化”。这样，她就从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联上，阐明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我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高增杰总结评论了六种主要学说：（1）“耻感文化”说；（2）“纵式社会”说；（3）“集团性”说；
（4）“杂交文化”说’；（5）“壶状文化”说；（6）“感情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被列为第一种。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社会，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阐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也发表论著，对“耻感文化”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一学说是本尼迪克特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样，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从精神、心理分析角度提出的著名“依赖心理”的理论，也深深地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影响。《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战争中与投降后日本人态度的180度大转弯，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不仅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和野蛮行径，可以从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中得到某种理解，就是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也可以从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通过阅读《菊与刀》这部名著，我对于日本的国民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贯穿于日本人意识最深层的耻辱文化是热本人永远活在别人的严重，永远按照别人眼中的模型去塑造自己的行为，不要期望日本会成为和平的使者,历史的发展与延续只决定了他仍只能是那个二战时的那个日本.反省历史不为什么,已经死去的人们不会在那几句真诚的道歉中复活,而是希望日本自身能够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对自身一贯持之的价值好好地看一下是对还是错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找出了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
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
作者是从西方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认识日本文化的，并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作者指出：“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者还把“诚实”与“自重”看成是支撑日本人“集团主义”的两个观念，认为特别是“自重”这一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的权力”相比，是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日本人总是处于一种对人生极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行为世界之中，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别人行动所作出的暗示，并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正确的行为很少由“内在的强制力”来决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往往是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由“社会”来决定。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日本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日本文化属于“罪感文化”；强调“只要坏事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耻辱感只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的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就属于“耻感文化”。这样，她就从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联上，阐明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
3 作者依据大量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书中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作者的这种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本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作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搞清平均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方法的模式上，而忽视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其实，日本人中也存在着阶层、地域和职业、年龄等具体差别，这些差别会带来行动和思考方法的差别。另外，她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时把其作为静止的东西来看待，而忽视了历史的变化，其实日本人行动和思考方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要素，有的是来自于不同场合，有的则来自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如看不到问题的历史的一面，就不能对日本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还有，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也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以上这些，成为该书受到有的学者批评的原因。
4 《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我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高增杰总结评论了六种主要学说：（1）“耻感文化”说；（2）“纵式社会”说；（3）“集团性”说；（4）“杂交文化”说’；（5）“壶状文化”说；（6）“感情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被列为第一种。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社会，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阐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也发表论著，对“耻感文化”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一学说是本尼迪克特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样，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从精神、心理分析角度提出的著名“依赖心理”的理论，也深深地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影响。《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战争中与投降后日本人态度的180度大转弯，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不仅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和野蛮行径，可以从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中得到某种理解，就是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也可以从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对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关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戴季陶就写过《日本论》（九州出版社出版）一书，曾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帮助。但事实表明，中国人未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的深刻了解。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因此，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为了增进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认真读一读《菊与刀》这部名著。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评说。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从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
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鎌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力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民众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菊与刀》中，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 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夫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鸭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