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际关系理论
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读书会后感
李巍
通常而言，但凡喜欢读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感到一点孤独，一点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不管是因为读书而孤独，还是因为孤独而读书。
因此，在我看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系的黄琪轩和刘骥——两个学术上令人钦羡的黄金搭档——最近做的是一件受人尊敬的工作：他们以读书会的形式把全校各个文科院系的“读书人”聚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交流、相互砥砺的Network，以略微舒缓一下人心深处的孤独。在这个喧嚣浮躁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校园里，学术精神日渐稀薄，商业浪潮甚嚣尘上，理想主义早已成为历史久远的回响，但他们硬是在法学楼三楼那个陈旧而简陋的会议室里架起了一张书桌——一张虽然寒酸但却温馨的书桌。这张书桌承载了微薄但却坚强的学术追求，就犹如穿透黑暗在风中摇曳的火把，映照出这所大学所残留的最后的希望。
我很荣幸，被琪轩邀请到读书会做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读书报告——如果不是因为最近忙得手忙脚乱，我想我会申请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并成为核心成员，跟他们一起怀着闲适而纯净的心情沉浸在卡尔·波拉尼的《大转折》之中。同时被邀请的还有世界史专业的李雯，政府经济学方向的华伟，以及法学院的张明。
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被戏谑为“四大疗养院”之一，并且非常荣幸的排名居首。这个学院的孩子们——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他们当初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动机跻身于这个学院的，因此他们通常都是不读书的，所以在北大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中，你从来不乏见到国关学院的学生活跃的身影。曾有戏言，如果没有国关的学生，北大的社团活动和学生工作，将至少坍塌一半。
不知是应该感到惭愧还是荣幸：我也是这个学院的。
读书会之前，我曾很担心，我的报告会破坏国际关系专业神圣的光环。琪轩给我要求，必须是向大家介绍国际关系专业的两本书。可是我在我的书柜里倒腾了大半天，我也实在没找出一本值得向其它专业学生介绍的“好书”。不是我的书不多，所谓的国际关系学的80年经典，我基本都有收藏。
我终于决定把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介绍给大家，套用孙学峰的说法：20xx年，当大家都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着在读。不仅是我在跟着读，几乎是全世界，都在跟着读，学术圈将其当作严肃的学术作品来读，决策层将其当作政策进言报告来读，而普通人则将其当作畅销书来读。我为了避免大家因为老米的荒谬而对国际关系学科产生全面的质疑，避免大家产生对国际关系学“无理论”的偏见，我还额外加上了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读书精明的人一定会发现，老米的书除了文笔清新隽永、观点振聋发聩——这都是新闻作品的特点——之外，在理论上的创见实在极为有限。但是，无论从理论抽象化的程度，还是方法规范性的程度，基欧汉的《霸权之后》都足以在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排名第二。我满以为基欧汉能帮助我在那些外专业的学生面前掩饰住不仅是我的，而且也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浅薄和虚弱。
然而，我又一次地失败了。
当我在那里分析老米的五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假设时，当我在那里说“国际制度能减少国家间
互动的交易成本”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幼儿园的阿姨，在讲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道理，似乎忘记了我的听众可是北大在学术上最为优秀的研究生；当我在那里大谈Rice和Krasner、Mearsheimer和Wolfowitz的关系时，我又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八卦小报的记者——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的《环球时报》——那样低俗无趣。——尽管我尽力了，但是我依然发现，我始终无法将国际关系理论讲得深刻，始终无法讲出国际关系和外交过程中富有启发的道理，以便让自己与网上的愤青们区别开来。
然而，另外几个同学都在讲些什么呢？他们在讲“如何用全球史观看待人类历史”，在讲“什么是现代性”，在讲“中华帝国历史变迁”和“法律道德主义”等等。
我在会上的浅薄让我感到深深的失落并无地自容！
我想，单纯地怪罪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我对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刻都可能会让我感到委屈。如果这是一场华山论剑，我想，我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学派是败下阵来了，换一个人是否更好些呢？我有绝大部分的把握保证，如果坚持要他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著作，他们未必会比我好多少。
国际关系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读书会结束的那一刻，我陷入了深深地迷茫。
李敏用很尖锐地语言批评我：你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哀叹像一种文学家的自恋（大意如此），有一位老师说过，国际关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实不应强要什么理论的。其实王正毅老师在一年前，在一次和我的私下聊天时就说过内容大致相仿的话，但他的真正意思是说，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总是试图去为政策服务，所以永远诞生不了好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饮食起居，吃穿住行的经济学实践性可谓更强，但不知为何却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冠。
但是，国际关系没有理论，至少没有深刻的理论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那些所谓的即便是大牌的国际关系学家也只不过是人文或社会科学知识成果的消费者，他们无一为整个人类的知识大厦贡献了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流范式，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分别来源于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再往前追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只不过是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在主权国家时代的一种简单套用。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霸权稳定论和相互依存论——分别由两位经济学家——Kindleberger和Richard Cooper最早提出，而Gilpin，Krasner和Keohane，Nye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作了些非常微不足道而且是边角余料的加工而已，即便是这样，还仍然成全了四位顶尖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至于方法论，国际关系学更是跟在经济学后面亦步亦趋，全无创见。因此华伟说，当我看沃尔兹的前三章时，怎么看怎么像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
即便是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人顶礼的Kenneth Waltz，一旦他走到圈外，几乎寂寂无名。没有人愿意去理睬这个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不管什么专业的学生，如果他不知道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知道社会学的大师马克思·韦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精神”，不知道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不知道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学说，那他定然会被嘲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因为以上这些人都揭示了一些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朴素也是最伟大的道理，并因此而将人类对社会以及自身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国际关系学的头号理论家叫Kenneth Waltz，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
国际关系理论的贫穷让我深感震惊。
3年前，当我走进北大的时候，我一心想的是在毕业之后，像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在《纽约时报》那幢古老而斑驳的大楼的8平米工作间里，于咖啡的香气缭绕之中，在电脑里敲着优雅的并且总是能让整个世界倾听的文字，同时利用各种闲暇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来回飞翔，写出像《世界是平的》这样光彩眩目的著作。那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像今天这样把
自己的一生献给一门学术，那个时候，我始终认为，短短的人生之中，远有比学术更加重要的事情。
是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中那些相互继承又相互竞争的抽象理论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像对待自己初恋的女孩一样如痴如狂，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在过去数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深深陶醉在国际制度论、功能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建构主义、女性主义、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这些形形色色色又自成一家的理论之中。欣赏她们之间的对立与融合，继承与发展，就像欣赏苗圃里迎风怒放、争奇斗艳的鲜花，这种抽象思辨所带来的知识的美感，是那些整天忙着算计能爬到多高的官位，能赚到多少的money的人所永远难以理解的。
学术，健康的学术，带来人心的纯净和灵魂的升华，并最终使人高尚起来！
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对潘维老师的学生说：你们中了潘老师的毒，去开垦“比较政治”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壤，而不知道“国际关系”才是一块“肥沃的可耕的园地”。我甚至还痛心疾首地当着潘老师的面说：您不做国际关系理论真是太遗憾了，如果您研究国际关系，阎学通老师怎么能如此理直气壮的说：国际关系理论在复旦，方法在清华，而北大是既没有理论又没有方法；王逸舟老师又怎么能在人民大学那么大规模的讲台上“肆无忌惮”的说，近几年北大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老大地位不保。
我的大意非常明显：潘老师不仅自己死缠着“比较政治”不放手，还把我们院最有才华的一批学生都引到“比较政治”，这是在浪费我们院的有生力量。
然而，直到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才华横溢的潘维老师一个人偏偏在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里和一帮子农民问题学者纠集在一起，并且自得其乐，以至于达到了孤芳自赏的地步，他极少和那些所谓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来往，也极少参加所谓主流的国际关系研讨会，其背后是他对国际关系学深深地藐视。尽管如此，但我知道，潘老师写出的有限的几篇国际关系的评论文章，其深刻程度却绝不在阎学通、王逸舟们之下。
国际关系学家挪用别人的理论内核，在一场又一场的论战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看起来美轮美奂的理论范式，对于这些论战，从Stanford的一位教授最终混到了美国国务卿的Rice最有说法：无非帮助一个又一个的教授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获得了终生教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在书房里垒起了像海市蜃楼般的华丽的范式大厦，可是在现实问题面前总是一触即溃。因此，当冷战的轰然崩溃让那些还沉浸在“均势游戏”中的理论家们如梦初醒的时候，耶鲁的历史学家Gaddis忍不住嘲笑：切，你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国际关系学家！
对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变革作出了虽然未必正确但却深刻地分析的几乎全部都不是国际关系学家。亨廷顿，一位比较政治学家，从来不在国际关系圈子里混，但他剑走偏锋，随便抛出两本感想式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我们是谁》——就足以让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们在课堂上讨论好多年；保罗·肯尼迪，一位历史学家，但他以大气磅礴之势写下的《大国的兴衰》，却是每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无法逾越的必读作品；至于福山，一个靠玩哲学概念出道的小个子日本人，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那几个铿锵有力的字眼：“历史的终结”，却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引用率最高的经典式语录。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总是如此饥渴地需要消费别的专业的学术成果？
几乎所有的主流国际关系家都对国内政治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但事实上，影响世界政治变迁的最核心动力通常是国内政治，特别是大国的国内政治，而国际关系理论却偏偏为了理论的方便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此，刘骥才说，就像一个苹果，国际关系学家只看到了它的表皮，而实际上更加丰富的内容却在表皮之下。
因此，潘维老师才把学院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全都“忽悠”到了“比较政治”的方向，他认为那才是最实在的学问，而只有像我这样的资质愚钝者还困守在“国际关系”这个阵地上；因此，潘维老师才在孙学峰的博士论文答辩上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是远比崛起战略更为
重要的因素，进而迫使孙学峰不得不承认：研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而且是师从中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并且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的博士，无法解释国家崛起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因素，问题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时，我已经朦胧的意识到，不是孙学峰出了问题——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程度我们都有目共睹，而是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出了问题。
近五年来，靠吮吸美国国际制度学派思想而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圈异军突起的年轻学者苏长和——比我年长10岁并已经成为中国新一代学者中的明星人物——最近撰文《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他在文中提出：一个机构培养职业国际关系学者，在知识结构方面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经济学，再次是历史学，而国际关系的经典则被他排在了最后。我相信，这是他十年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之后的切身心得和体会。
这不啻一种巨大的讽刺，国际关系学者最需要学习的是别的学科的成果，而真正自己的东西倒是无足轻重的了，那么这个学科还要还它干嘛？看来，中国的三大国际关系学院，该统统被并到政府管理学院了。
因此，我从内心里承认，潘维老师才是真正远见卓识的，因此，我上次才发自肺腑地对苏莉——潘老师最得意的门生和学术上的衣钵传人——说，等忙完这阵子，我要恶补比较政治学。 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更为糟糕。琪轩要我除了介绍两本书之外，还要推荐十部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作品，我又一次地把我的书柜倒腾了一遍。四人中唯有我推荐的作品全是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著作，中国学者的作品在我的书单里却是空白。张明的书单里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李雯的书单里有黄任宇的《万历十五年》，华伟的书单里有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我曾经一度想过，将资中筠和陈乐民夫妇的封刀之作《冷眼向洋》列上去，因为我一直以为这套书代表了中国学人观察世界的最高水平，但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划去了。
在中国，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国际关系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中国国际大战略”这样的话题作气吞山河的政治表态，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媒体上对外交政策挥斥方遒，国际关系研究的庸俗化让我们这些所谓科班的研究生惭愧得无地自容。而且即便如此，新闻界所公认的能写最好的国际时评的是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再耶鲁大学师从史景迁获得历史学博士的叫薛涌的家伙，其次，便是便只有听许知远——一个在曾在北大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在国际版上胡扯八道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连媒体的舆论阵地都占领不了，如何指望他们能改变人类的历史？而且，他们听任中国的国际舆论被像《环球时报》以及经常断章取义的《参考消息》这样的报纸所垄断，而这些报纸为了赚取滚滚的利润而正在毒害一个民族的心灵。
国际关系学——这门金玉其外的学科——在今日的中国里正在丧失它最后的尊严。
20xx年7月，我在温州实践。其间，曾到一个叫做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私营企业考察。这家企业曾因一场与欧盟以技术为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限制的跨国官司中胜诉而名声大噪。大虎以一己之利对抗整个强大的欧盟，书写了中国企业在波涛汹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顽强挣扎的神话。负责接待的是一个在人民大学获得MBA学位的年轻的副总裁。得知我们是一些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他禁不住侃侃而谈：我也读过好些国际政治方面的书，比如《文明的冲突》和《大棋局》等等，国际政治这门学科悬浮在半空，高高在上，缺乏微观基础，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大部分都不了解底下的实情，而国际政治的微观基础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这些企业中，只有去研究一个国家内部的生产和生活，才能真正明白国家兴亡起伏之道。
在场的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情不自禁为之鼓掌，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位老总说的话比课堂上那些老师的陈词滥调更有启发性。
是的，不到温州去见识那些遍地而生并且欣欣向荣的私营作坊式企业，不去见识他们那种没
日没夜的廉价生产方式，你实在难以理解美国日本的决策者和知识界何以对中国的崛起产生如此的忧虑和恐惧，你也难以理解舒默和格雷汉姆这两个参议员何以要反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折腾中国，并成为20xx年中美关系中最吸引眼球的政治事件。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个月的几天之前，我去了中国的另外一个地方：云南大姚。而那里，触目惊心的贫困、落后和封闭，让你绝对不会对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著名的研究经济政策的智库——所长Fred Bergsten的不屑言论“中国的崛起还早着呢”产生民族主义的抵抗情绪。
我越来越深刻地明白，国际关系最本质和核心的内容不在什么“国际结构”和“国际制度”，而在国家的内部。要想理解国际关系运动最根本的规律，也不在于那些堆砌概念的理论著作，而在于跨国的阅历。
在中国北京西郊燕园的那幢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学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如果Thomas Friedman不是花了多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周游，他写不出《凌志车与橄榄树》这样的对未来世界洞如火烛的杰作；如果Robert Kaplan不是在非洲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那因政府和法治缺位而带来的残酷的种族仇杀，他也不会以饱含忧虑和悲观的笔调写下《即将到来的混乱》这样发人深省的著作来提醒人类：未来的世界绝非像乐观主义者所勾画的那样坦途望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敏对我的批评是对的，没有对世界不同文化、不同地理、不同人民的阅历，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CCTV《国际观察》栏目上常以专家自居的水先生确实有点骄傲的资本，毕竟他在中东呆过那么多年。
写完这篇文章，我似乎终于明白了一点，真正的国际关系研究不能被禁锢在美国大学里的几个大家所给出的那几个简单的基本假设和推导逻辑之中。国际关系研究真正的精华在国际关系之外。
看来，我书柜的里那满满的三格国际关系理论书是到了该撤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