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概论
“周作人素描”——作为一个整体的“周作人形
象”
一、书香之后，书生少年（1885—1917）
二、思想战士与“青年领袖”（1918—1927）
思想革命 文化更新
参证文献《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虎集》、《谈龙集》，等等。
三、“学院隐士”（1924—1937）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还袈裟”。
闲适 从容 趣味 知识
个性 性灵 余味 涩味
《过去的生命》、《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云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等等
四、周作人的“犬儒”境遇（1937—1945—1949—1967）
《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等等
《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
与香港学者的通信集
《知堂回想录》
五、周作人一生始终关注的思想文化领域
1、 希腊文化、日本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异数”（非“道统”倾向）、民俗学、儿童文学、妇女问题和性知识、性道德，等等。
2、谋生；翻译、写作；读书、教书；出任伪职
第二篇：周作人课件3
第三讲 思想战士、“青年领袖”的周作人（1918—1924—1927）（上）
一、进击（约1918—1924）
19xx年4月1日抵达北京，住“补树书屋”，与鲁迅谈天翻书，至夜半。
蔡元培“慧眼费心”挽留，周作人则难免几许麻木。最终，蔡元培“为以后的北京新文场保留了一员大将。”
领教政治中心的“政治骤变”——复辟。在亲身经历中感受中国历史变革的艰难与忧患??“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实际上，这是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隐忧也是他们不得不面临的历史悲剧——所谓宿命即是。当时，周作人就有诗：“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问蛙蛤吠前门”。整整30年后，19xx年，周作人有《往昔·修禊》则有“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又近二十年后，60年代的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又重新完整地记录了他19xx年写的《往昔·修禊》——在隐约其辞
之间，其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是翻江倒海的。
19xx年9月，周作人开始正式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兄弟俩是共同对付这一课程的。成为北京大学内“卯字号名人”（己卯年和辛卯年生的老少名人，被称为两个老兔子的是陈独秀、朱希祖，其实也不过38岁，三个小兔子则是：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不到26岁，正是翩翩少年）之外的“周”氏名人。其时已经活跃奔走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钱玄同后来说：“我十分赞同（陈）中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氏兄弟此时认识的另一位朋友是刘半农——也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新青年中人”。
19xx年旧历除夕，刘半农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刘半农还写了一首新诗，发表在《新青年》4卷3号上：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等来年。
相近时间内的鲁迅日记
19xx年：
1月2日，“昙。无事。”
1月3日，（从绍兴）出发往北京，记有：“??夜雇舟向西兴，至柯桥大风，泊良久。”
1月22日，在北京，记有“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5月13日，记有“得钱玄同信，即复。”笔者注：这是鲁迅19xx年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与钱玄同这位劝其作文言说的重要人物的通信联系。具体联系内容日记没有涉及，但联系《呐喊·自序》则不难推知19xx年时，二人通信间可能有的关键信息。
9月30日，记有“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285）
19xx年除夕前后，周作人写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篇白话文《古诗今译》。比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字要早三个月，其心态的积极也由此可见。
1、 直译——周作人的“盗火”
之业。
19xx年，周作人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针对中国小说等新文艺创作的落后，强调首先要“真心的去模仿别人”，“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
周氏兄弟在把翻译视为革新国民精神的“盗火”大业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周作人反对他的前辈林纾等人的下述思路、做法：“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而宁愿翻译之文“不像汉文”，试图通过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语言神采、精神思想的“直译”法来输入与中国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中国思维、语言的不精密，同时也是从一个颇为彻底的深度上真正地输入异域精神之火。
可以说，翻译之业是周作人一生最为看重的“胜业”，他最早以及最终的文字工作都是翻译，而不是他自己的创作。
19xx年至19xx年，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5种作品集，而同一期间他则出版了6种译文集。遗憾的是，周氏兄弟的译文，尤其是周作人的译文还没有富于系统性的整理出版。
2、 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
19xx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译文《贞操论》（原著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
周作人极为赞赏文中所倡导的灵肉合一的两性道德观。文章认为，夫妻之间仅有肉体的“接触”而“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尤其是，文中说“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需离散。”这等于说，离婚是随时可以的“自由的事情”，那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贞操论——尤其是，男子死了，寡妻一般就没有人愿意娶，而且对于女人还要要求她的“节烈”（守节和殉烈）——就显出了它的荒谬。
胡适、鲁迅等人的反应——共同批判着、对抗着北洋政府所大力褒扬的僵化陈腐道德诸如女子“节烈”、家庭以及家族的孝道，等等。
又译英国Edward Carpenter的《爱的成年》，关注妇女的经济解放与性的解放，以为妇女命运的改善
必须解决这两个大的问题：妇女在经济上要获得独立，在精神上则需具有自然、健全的性心理、性意识，尤其是要养成独立、有为的“精神之我”。“以自由和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
译契诃夫《可爱的人》
质疑托尔斯泰的著名观点
周作人等人的声音，使得在西方发生于不同时期的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儿童的发现、底层世界的发现，几乎在同一时期为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大话题。
在这些话题中，尤其为周作人所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儿童问题——所谓“儿童的发现”。
19xx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孔德学校讲演，题为《儿童的文学》，收入《艺术与生活》。
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是独立的人，儿童有他们自己独立的，应当被成人尊重的精神世界——此所谓“儿童本位主义”。“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地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
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
儿童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在五四前后再度成为周作人眼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它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等一起构筑起了周作人思想中的“现代人学结构体”。
3、“人”的发现——“辟人荒”
19xx年11月，在《新青年》之外，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后取名《每周评论》。这份刊物的出现标志着当时北大内外新旧文化力量较量的白热化。新派老师办《新青年》，新派学生创办《新潮》，而北大旧势力（有老师亦有学生）则在同时就办了《国故月刊》 ——北大之外，则有林纾等人说北大新派人物在铲除纲常伦理，毁灭道德，要治他们的罪，要把胡适、陈独秀等
开除出北大，甚至要借用军阀武力打击“新青年同人”。“新青年同人”为加强对旧式文化力量的攻击而创办了《每周评论》。
在提议创办《每周评论》，不到一个月内，周作人连续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发表后振动一时，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作的极好”。18年之后的19xx年，胡适等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圣书与中国文学》等构成了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大精神内核，也是周作人一生思想体系中最有力度、最富文化创新意义的元素——这些元素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周作人的“人学”体系：
A\ 思想革命的根本取向
B\“现代人”的内涵
a 、“从动物”进化的“人”，从动物“进化”的“人”，求“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b 、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平等、互利，共同幸福。 C\ 通向现代“人”与“人道主义”的路径——
“平民文学”——“新文学”
a 、关于平民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
b 、平民文学乃是让人通向真正之现代“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 c、“新文学”：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是人性
的，“人类”的，同时又是“个人”的——（《新文学的要求》，19xx年1月在北平少年学会讲演）。
d 、理想的平民文学也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慈善。 e 、19xx年的“位移”——关于“平民的
精神”与“贵族的精神” 。
A\ 思想革命的根本取向
这是与留日时期鲁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思路一致的——意在革新国民精神，进行真正的思想启蒙、思想革命，期望国人的精神兑变。
“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B\“现代人”的内涵
周作人的“人”对立于“非人”，有以下几个关键内涵。
a 、“从动物”进化的“人”，从动物“进化”的“人”，求“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b 、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平等、互利，共同幸福。
C\ 通向现代“人”与“人道主义”的路径——“平民文学”——“新文学”
a 、关于平民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
“是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
贵族的文学：形式上，多以古文写就，但这并不绝对；内容上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
戏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形式上多以白话写就，但也并不一定；内容“充实”，“普遍”而且“真挚”，具体地说，“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我们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天下决无只有在甲应收，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说，即使世间男人多数最喜说的殉节守贞，也不合理，不应提倡。世上既虽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平民文学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不“自命为才子佳人”，高高在上，亦不自贬为奴隶、奴才，一味“歌功颂德”，只“自认是人类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们说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义实感??”
b 、平民文学乃是让人通向真正之现代“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
《平民的文学》（19xx年，收《艺术与生活》、《贵族的与平民的》，19xx年，收《自己的园地》）
“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
单以通俗为唯一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作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
c、“新文学”：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同时又是“个人”的——（《新文学的要求》，19xx年1月在北平少年学会讲演）。
“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周作人认为，文学有一个发展的轨迹：“人类的文学——阶级的文学——个人的文学”。
而关于个人的文学：“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反是相成的”。
在古代，个人更多地与公众相容，而现代则往往有“个人的先觉”。
又提倡一种“大人类主义”，希望越过民族、国家这些限定而强调说：“从前的人从部落时代的‘图腾’思想，引伸到近代的民族观念，这中间都含有血脉的关系；现在又推上去，认定大家都是从‘人’（Anthropos）这一个图腾出来的，虽然后来住在各处，异言异服，觉得有点隔膜，其实原是同宗。”
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总结：“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
d 、理想的平民文学也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慈善。
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慈善。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的话。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
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给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但他有他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他们用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赎得心的苦闷的人已经错了。他们用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买得心的快乐的人，更是不足道了。伪善的慈善主义，根本里全藏着傲慢与私利，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周作人对于中国已有小说，则独推《红楼梦》。
e 、19xx年的“位移”——关于“平民的精神”与“贵族的精神” 。
“??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全是坏的。我自己以前也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变动而相连续的文艺，是否可以这样截然的划分??因为我们离开了实际的社会问题，只就文艺上说，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与普遍的古典精神与
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
“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学》一篇文里，用普遍与真挚两个条件，去做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标准，也觉得不很妥当。我觉得古代的贵族文学里并不缺乏真挚的作品??我现在的意见，以为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样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他的分布最初与阶级状况有关，——这便是两个名称的来源。”
“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的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的了。”
“我们所不满足的，是这一代里平民文学的思想，太是现世的利禄的了，没有超越现代的精神；??贵族阶级在社会上凭借了自己的特殊权利，世间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没有什么歆羡与留恋，因此引起一种超越的追求，在诗歌上的隐逸神仙的思想即是这样的精神的表现。”
“我不相信某一时代的某一倾向可以做文艺上
永久的模范，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变化之中，要对这一变化做出评价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斗争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的结果一定与政治经济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从文艺上说，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成为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