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名言(600字)

发表于:2021.1.19来自:www.fanwen118.com字数:600 手机看范文

王守仁名言警句

王守仁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

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13、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

14、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15、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16、为学大病在好名。

17、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18、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19、谦受益,满招损,器虚则受,实之不受,物之恒也。

20、君子诲人不倦,而师道必严。




第二篇:明朝学者王守仁 14600字

明朝学者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长驱直入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①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①。这一事引起刘瑾发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150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②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 1

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③。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①,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②,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超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① 《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③ 《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① 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② 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③。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④。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⑤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①。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起点,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陆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

③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⑤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

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1510)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 2

十一年(1516)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发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发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陆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发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①。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②。

① 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③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④。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151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①。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 3

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②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 151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③ 《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④ 《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① 《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②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

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151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1477—1520),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140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①,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1507)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发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①。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速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②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①

①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① 谢蕡:《后鉴录》。 ②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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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②。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发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①。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②,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发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①。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②。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③。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④,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②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① 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①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 5

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⑤。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①,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首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欲望。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② 谢蕡:《后鉴录》。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④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⑤ 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②。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③。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发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①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发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②。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③;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 6

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 ①。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② 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① 《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② 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③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

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②。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③。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①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②。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③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发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④。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⑤。“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⑥“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⑦。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②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2 期。③ 《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③ 《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④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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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⑥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①,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②。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发’、‘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①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⑦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① 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0 年第3 期。

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支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发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发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 8

元年(1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陆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陆、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①。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②。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①,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②,传授给他的门生。

① 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31 页。

②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① 《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② 《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

另一方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发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③。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④。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①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 年1 月9 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②。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 9

(156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1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①。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③ 《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④ 《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①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② 《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① 《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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