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纪泽
评点：作诗写字之法及生平之耻
曾氏称赞纪泽的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并要求儿子熟读他所选的五古、七古十五家，认为这些人的诗“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曾氏分别有诗、文两个选本，因选得精当，故而都很有名气。文集为《经史百家杂抄》。其特点是将六经中的文章也当文学作品对待，并为此专门说了一番大道理：“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气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曾氏的话，道理充足。六经乃文章之源头，从源头上读书，自是高明之举。
《经史百家杂抄》这部文章选本在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批，将毫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抄》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详加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选的诗集名曰《十八家诗抄》，选了曹植、谢灵运、李白、孟浩然、李商隐、黄庭坚、阮籍、鲍照、杜甫、韩愈、杜牧、陆游、陶渊明、谢眺、王维、白居易、苏轼、元好问十八个大家的诗作共六千五百九十九首。曾氏认为，把这些人的诗读熟，古诗也便作好了。其读书之法，重申前次信中所说的“高声朗诵”“密咏恬吟”相结合。无论作诗作文，曾氏都强调“声调”。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八本”之说，其中一句便是：“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他认为读诗文的兴会之感，是从琅琅可诵的声调中来，即在韵味悠长的朗读声中去领略诗文的妙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理学家之称的这位湘军统帅，在诗文创作上倒更像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艺术至上论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天籁、人籁本是庄子在《齐物论》里所提出的两个概念，“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乎！”
庄子的“天籁”即自然界的声响，人籁即由人吹奏出来的声音。自从庄子提出这两个概念后，此二词便在艺术理论中被广泛使用。人们将那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好诗句称之为天籁；相反，那些斧凿痕迹过重的诗句，则称之为人籁。细揣曾氏之意，他对此二词似乎有新的理解。他认为诗中的字句都是人籁，而诗的声调以及声调所发出的韵致兴会则是天籁；反复推敲的字句与琅琅可诵的声调相结合，便是“天籁人籁凑泊而成”；懂得这个道理，也就可谓真懂诗了。
曾纪泽的业余爱好有两个：一是写字，一是做诗。十一二岁时，他便沉溺于写字之中，可以一连写几个小时不歇手，这可从其父于京师写往湘乡的家书中得到证实。做诗也是他的兴趣。他的选集诗作三百多首，前期的诗，附有不少曾氏的批语，可见曾氏在世时常批阅儿子的诗作。令人感兴趣的是，曾氏说自己平生短于近体诗而长于古诗（事实上，曾氏的古诗是比近体诗做得好），但纪泽存世的诗十之八九为近体，被乃父所赞为“气清而词亦稳”的七古诗一首也找不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弟纪鸿为兄的诗集所作的序言中解答了这个疑问：“伯氏诘刚先生往年尝为咏史四言诗数十百首，纪游、拟古、友朋酬唱为五言古诗三百余首，藏之箧衍，秘不示人。同治已巳孟夏，奉先纰欧阳侯大夫人板舆发金陵就保定节署， 行次清河，副舟不戒于火，兄之诗文杂草，所著小学、训诂、声韵诸书稿本及手校子史若干
部皆荡为煨烬，独近体数十首，诗册存纪鸿处得全。兄尔后遂不甚作古诗，尝云：‘古质而今妍，妍则易成，质者难好，吾为其易者。聊以颐性自娱而已，再毁弃之，亦所不惜。’”
原来，曾纪泽早期所作的古诗稿本都被火烧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写古诗，而多为近体诗了。
曾氏对儿子坦言平生有三耻：不懂自然科学，做事有始无终，写字太慢且不能自成一体；希望儿子能在这三件事上为他雪耻。客观地说，曾氏不能算作是有始无终的人，他的字刚劲谨严，可属上乘。因为对自己要求太严，最高的标准没有达到，所以他以为为耻。其实是不应该叫做“耻”的。至于不懂自然科学，的确是曾氏的一大缺憾，但有此缺憾的人，当时极多，然他们之中能承认这个不足之处而且上升到耻辱高度的人却极少。曾氏为何如此呢？除开自我要求严格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曾氏的洋务意识。
曾氏在战争中亲身感受到洋人船炮的厉害和它对战争胜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此，他成为那个时代洋务意识最先觉醒的人，并亲手揭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关于这桩大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相关部分再详细点评）。洋务是与自然科学密切相联的，曾氏因此知道天文算术的重要性，遂对自己的昧于此种学问而深以为耻。以此为耻，实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