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得起，有大境界（悦读）

王晓河

《 人民日报 》（ 20xx年05月23日 05 版）

莫言说，回老家与侄子们交谈，他们竟然不明白“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含义，因为他们从没有弯腰割过麦子。刘震云说，他姥姥割麦比别人快，诀窍就是弯下腰不直起来，直腰次数越多腰越疼。正是“干活原本无技巧，能忍自然效率高。人生态度千万种，一个熬字万事销”。 这个“熬”字很传神。人生马拉松，很多要靠熬。人生进进退退，熬住有作为，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事情，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就在那里一步一步地努力，熬得住，才有柳暗花明。 粥多熬黏稠，汤多熬有味。有准备地熬，是看透时势地熬，犹如石上磨刀，越磨越锋利。“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熬得住，才有真功夫；“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熬得起，方有大境界。作家池莉有过一本书叫《熬至滴水成珠》，她写道：“懂事需要经历，经历需要时间，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这就是熬了。这个?熬?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制作汤药的那个?熬?：煎熬。于是，可以说，意象是熬出来的，苏醒是熬出来的，人生的春是熬出来的。”评书名家单田芳，总结人生就一个字：熬。身处逆境，苦熬能挺住；陷入危机，苦熬撑得起；适逢险阻，苦熬能过关。人生不怕熬，要熬出智慧，熬出功力，熬出精粹，熬出境界。

熬，是一种坚持，一种历练，一种毅力。饱经风霜，饱览沧桑，饱通世事，阅历中有品味，挣扎中有感悟。所以，倪萍写的《姥姥语录》中有一句话说：“人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不泯希望，熬中的酸甜苦辣有滋有味；不坠志气，熬中的跌宕曲折有情有致。冠军是熬出来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才有拼搏的硬功夫；名角是熬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积月累地重复，才有德艺双馨的风采。

人生难测，世事难料，熬，不是逆来顺受，不是心如死灰，骨子里是坚持。熬中有思索，有窥望，有碰撞，有突破，便是充满活力的努力，充满希冀的奋斗，便是有益的人生。 （摘编自20xx年第2期《做人与处世》，原题为《一个熬字益人生》）

第二篇：每周悦读6

一周新闻回顾

陈琳：理应承受的生命之重

10月31日上午，歌手陈琳跳楼自杀身亡。陈琳曾演唱《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爱就爱了》等歌曲。陈琳的母亲发表公开信：“傻孩子，多疼啊，难道比活着的疼会轻一些吗？??我知道身为孩子的不容易，尤其飘荡在外远离父母家乡，可是，我也想为天下的母亲对你们这些孩子说：我们这一代的老人都经历过太多风浪，难得晚年喜乐，别让母亲被迫承受这样的伤痛了。”这封公开信，提醒我们每个人该换个角度去想想生命，想想给予我们生命的母亲，社会的节奏是很快，人们的压力也无处不在，但是时代就是这样，大多数也都在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所以，活着的确是一种责任，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因此，再坚强一些，再乐观一些，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选择。

陈玉蓉：捐肝妈妈

儿子出现严重肝硬化，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陈玉蓉愿意供肝，却因患有重度脂肪肝而肝脏不合格。为了捐肝救子，55岁的陈玉蓉7个月风雨无阻，每天10公里暴走，数次两眼发黑坐在不起，走破了4双鞋。她说：“只要我多走一步路，少吃一口饭，离救儿子的那天就会近一点”，她的体重减轻8公斤，重度脂肪肝奇迹般消失。11月3日，历经近14小时漫长手术，陈玉蓉终于成功捐肝救子。十月怀胎，七月暴走，这也是一位朴实的母亲为儿子生命进行的第二次分娩。

侯耀华：代言不是演戏

代言10个虚假广告，相声演员侯耀华本周再陷“广告门”。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公开点名，侯耀华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10个产品的虚假广告，涵盖所有违法形式，成为名副其实“虚假广告王”。中广协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李方午表示，广告代言不是演戏，广告与影视作品有本质的不同，广告中的代言人已转变成了“推销员”身份，应当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应懂法、自尊、谨慎”。在刚出炉的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榜上，去年高居“曲艺榜”榜首的侯耀华今年落选。

跳桥秀：何时不再上演

11月2日，广州海珠桥发生16个人的“集体跳桥秀”。广州某啤酒公司16名员工因讨要加班工资未果，爬上海珠桥，造成海珠桥交通瘫痪，周边道路受阻。广州“跳桥秀”越来越多，造成的损失已超过百万元，这种行为的确应严肃处理。但同时我们应看到，“跳桥秀”愈演愈烈，显示很多老百姓缺乏有效的上访渠道，唯有通过“跳桥秀”来吸引媒体的注意，并通过媒体的报道向当局传达诉求。为什么劳资纠纷解决的道路总是堵着？为什么总要上演“跳桥秀”才能要来工资？这条路如果不畅通的话，类似的讨工资的方式，可能还会出现。

王峥嵘：不只政委一人在战斗

10月26日，备受关注的“罗彩霞案”（将要毕业的罗彩霞偶然发现04年高考后自己的身份信息被同学王佳俊盗用，并冒名顶替她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王峥嵘——王佳俊的父亲，时任公安局政委，正是他用权力铺就女儿的“金光大道”）终于以“王峥嵘被判处四年徒刑”而尘埃落定。一个昔日堂堂的公安局政委，一个所谓的“好心”的糊涂父亲，一个认为权力可以摆平一切的张狂行为，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我们不禁追问：还有多少“罗彩霞”的姓名权、受教育权被人侵犯？还有多少异化的权力正突破道德和制度的底线？但愿王峥嵘这个耻辱标本能够引起违规者的警醒，树立庄严的司法敬畏感，树立“让规则看守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

一周话题综述

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

核心提示：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近日被整理出来。谈话内容是有关科技人才培养问题。钱学森称，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人民日报11月5日报道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xx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

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

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记取钱学森对这个国家的发问

昨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钱学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他一生传奇，成就卓著，荣誉无数，国人引其为科学的骄子、民族的脊梁与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朴素信仰，怀尖端科学造诣而穿越政治的波诡云谲，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居功至伟。他的离去，是中国科学界巨星的陨落，当为国人深切缅怀。

在高深的科技领域之外，晚年的钱学森为公众所铭记，还源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秉直建言。20xx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总理温家宝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

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科学大师离去，他向这个国家的发问，却少有人能直面回答。

钱学森的一生，其实就可观照这个“出大师”的中国难题。他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的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师大附中的中学六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求学历程。自由的学风，创新的欲望，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环境，使他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今天人们缅怀钱学森，把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当成主线。但这绝不是唯一的线索。因为在科学技术领域，仅仅凭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造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作为国人典范的钱学森，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功臣。他必定是在天赋之余，得到了一位科学家成长所适宜的土壤和空气，才有机会成为后来的科学巨星。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和感同身受，才更值得世人倾听和冥想。

这个解开了无数尖端科技难题的科学大师，把为什么中国一直出不了大师的问题抛给了公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是要向大家讨要一个未知的答案，甚至，或许答案就在他的心里，而这不过是晚年钱学森的一句浩叹。20xx年末，总理温家宝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钱老的这个问题求教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答案是“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了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如此种种，不知钱老是否满意。

而就在钱学森提出大师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关心教育、关切国运的人士求解。他们说，大师的心灵一定是自由的。他会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无论何种模式的灵魂塑造、思想灌输，都必同于对大师的戕害。他们说，大学日益行政化、官僚化的背后，是权力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创造的扼杀，是权力通吃对大学的污染和毒化。至于，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几乎就是对“中国何以不出大师”这样务虚的发问最直白的回绝。

一位科学老人的逝世，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赤诚相问，衍化成我们绵长的思索，而真诚无疑应该是后人缅怀的起码前提。钱学森把他一生最精彩的部分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没有理由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去向和前途。当我们民族的智慧足以向月球迈步，如何“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在智力范畴内去读解，而更应该在历史正义和现实政治中去敲问。“出大师”不过是对钱学森晚年良苦用心近乎功利的概括，而记住这个问题、思索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寄寓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接续他对家国的赤子情怀。（摘自《南方都市报》）

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密码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10月31日走完了他98年的人生轨迹。

钱先生一生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当代的民族英雄；而且他走过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学术的成就还是幸福的婚姻，也都堪称典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望钱学森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是否也有值得教育界、学生父母和莘莘学子领悟和思考借鉴之处？

北京一夜入冬。11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师生们早早聚集到了钱学森展览馆门外，悼念他们的杰出校友钱学森。学生们默默地将黄白菊花摆

放在钱老的铜像前，附中校长刘沪说：“教育是一种传承，钱老在师大附中成长的故事会留存在孩子们的心里，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做人和做事。”

钱学森19xx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久前，钱老之子钱永刚先生代表钱老将他的师大附中毕业证书捐赠给母校，作为钱学森展馆的镇馆之宝。我校也精心制作了一个青铜雕塑——师大附中老校门，准备在钱老98岁生日时赠送给他。”刘沪说，没想到这时候却传来了先生逝世的噩耗。

钱先生一直情系母校。刘沪11月1日前往钱先生家吊唁时，遇到了钱老的第一任警卫。老人说，钱老每次路过附中老校址，都会指给他看，“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19xx年，从美国归来刚到北京不久，钱学森就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生活，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11月2日，在第一次对社会开放的钱学森展览馆里，展示了大量钱学森出国留学前的故事。这些故事给当代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钱学森是全面发展的典范

“纵观钱老的一生，德智体美无不达到顶峰。”刘沪校长说。

钱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伟大的爱国情怀一直令国人感动和钦佩。“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钱老曾经这样回忆，在他心中，祖国最重。

钱学森是中国的科技巨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10月22日，20xx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宪院士谈到“国人不必为没有诺贝尔奖自卑”时举例，“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19xx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xx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这20位巨人中第一位是爱因斯坦，之后是玻耳、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是20位巨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出生于20世纪初的钱老，经历了时代变换的风云，承受了科学研究的辛劳，其生命轨迹却长达近1个世纪。刘沪认为这和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不无关系。

同时，钱老喜欢画画，而且画技不俗，还擅长吹圆号、吹口琴。热爱艺术的钱老一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20xx年7月29日和今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刘沪校长说，钱老与歌唱家蒋英一生伉俪情深，而艺术是二老夫妻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

“教育的成果是滞后的。”刘沪认为，从钱学森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上个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的教育是成功的。

超脱地看待考试和分数 不搞考前突击和死记硬背

“钱学森学生时代没有那么重视分数。”刘沪介绍，考试前，大家都在操场上打球，不到天黑不回家。

据钱老回忆，当时师大附中对考试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

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如果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同学们反倒瞧不起。

钱老甚至蔑视分数。

据介绍，钱老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次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100分，钱老后来发现卷子上有一个小错误，要求老师重新判分，最终改成了96。

可能正是钱老对分数这种“蔑视”的态度，才能让他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刘沪说，钱老坚决反对中学是上大学的台阶，认为它只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一个阶段。

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

像钱学森这样举世公认的创新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通过钱老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的故事可以看出，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其实他们的“玩”就是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制作标本，钱先生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很带味”；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先生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先生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钱老19xx年4月20日接受北京师大附中教师访问时说，当时附中的选修课很多，“每天中午大家吃了午饭，在教室里互相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什么都有??”

老师们也是这样教育学生，著名数学教师傅仲孙先生提倡创新，在给学生的测验评分时独出心裁，如果出5道题，学生都答对了，但解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答对4道，但解法有创新，就给100分，还要另加奖励。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流行大学基础课下移到中学开设，并把成绩作为选拔大学生的重要条件。而80多年前的北师大附中就已经在开设大学课程了。像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等知识，或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或单独开设选修课；文史哲等方面的课程，更是广博、精深；外语课的教学标准高，培养的学生能力强，还开设了多个语种。钱老上高中时，有些课的老师就用英语授课了。高二时，钱老选择德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钱老曾向附中的老师回忆：“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了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钱学森的父亲也给他在课外找老师补课，扩大知识面。当时，教育家林砺儒是钱老的校长，却不是他的任课老师。为此，钱学森的父亲特地找到林校长，请他额外辅导自己的儿子。

林校长并没有答应下来，而是出了几道题，要考考小学森。两个大人正在聊天，却发现小学森跑出去玩了，而他的答题卷子却放在桌上。他的解答深得林校长认可，于是，林校长收下了这个学生，教授他伦理学。

教育家办学深深影响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中学时代的6年里，他虽没有跳过级，但是博览群书，知识丰富，德智体美均衡发展，为以后的大学、研究生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学森回忆母校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教过他的老师。他时常回忆起中学时代的情形：

“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砺儒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讲附中那时的情景，有点像神话，我们这些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给钱学森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教几何的傅仲孙老师。

一次，傅老师说：“你只要承认公理，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他一再强调，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钱老回忆，傅老师为了强调几何理论的正确，还诙谐地说，不但人相信，鬼也得相信，连鬼的儿子都得相信。

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严谨的科学。

大师的培养模式能否复制

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也有人悲观地说“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既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曾经培养出了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人，那么这样的教育理念能否复制，当年培养钱学森的理念是否过时了呢？

“其实，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各类人才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刘沪说，也就是，各种资质的人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现在和过去是差不多的。按照刘沪校长的理论进行推论，过去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大师，现在也应该能培养出大师。

但是，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这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刘沪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的教育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独生子女政策下父母对子女更高的期待、全社会的舆论环境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教育变得更加功利了。

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率不高，没有考出个状元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学校不行了”，学生考试没考好，哪怕是一次没考好，学校和家长都会不答应。

钱老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善于主动学习，而在如今这种分分必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下，学生哪有时间博览群书、醉心实验呢？

人们忘了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我们现在太强调‘不能输在起点上’、‘不能输在跑道上’，但其实，只有真正跑到终点的才是胜利者。”刘沪说。

晚年的钱老，始终关心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关心着杰出人才的培养。温家宝总理20xx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钱老的关心，总理的焦虑，正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按照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西安交大办了钱学森班，以期能培养创新人才和大师级人才。而先生一直忧心而且一直反对的中学教育的唯分数论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也许是钱老一生最大的遗憾。

大师走了，他的遗憾成了留给我们后人的一道待解的难题。（摘自《中国青年报》）

一周美文荐读 《青春读书课·古典的中国》前言

严凌君

那群蜜色肌肤、眼神中蓄满黎明前浓黑的人，是我的族人；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农人，是我的父亲；那个机杼当户画荻刺字的妇人，是我的母亲；那个学富五车斗酒诗百篇的才子，是我的兄长；那儿，牛背上吹笛小溪边卧剥莲蓬的顽童，是我的弟弟；而那个采桑采莲人面桃花的女子，是我的妹妹，我的心上人——

白云深处，沿溪曲行，大槐树旁，青草池塘，竹篱斜插，青砖乌瓦三两间，前院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后园青竹青松青山，冬天有红泥小火炉温酒，夏夜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天燕子梁间呢喃、远山杜鹃唤归，秋天禾香果熟、傩戏社宴——那是我的家。

小儿郎，上学堂；月光下，背诗行。二司马细说历史，八大家铺陈文章；李杜诗篇在，光芒日月长；魏晋妙人多，人心知音赏；举杯邀东坡，低回菊花黄；闲暇无事说聊斋，梦入红楼卧西厢——这是我的书房。

三月三的雅集，曲水流觞诗意清朗；五月五的龙舟，先贤之风山高水长；七月七的新月，女孩乞巧心爽事旺；九月九的登高，青云之志任君逍遥；还有中秋的朗月除夕的岁火，亲友团圆滋味无疆——二十四番花信风，江山岁月多色多娇；二十四个节气，大地母亲呼吸酣畅。四季轮转，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五更鸡志士起舞，三更火读书灯亮，暮鼓晨钟割昏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创世纪——这是我的日历。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半耕半读一品人家，田园和书斋将身心安放；亦儒亦道半仙人物，庙堂与江湖任义气舒张；穷善其身，达济天下，不愧君子；读圣贤书，立天地心，是大丈夫；敢取义成仁，存救世热肠——这是我的人生信条。

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天地之间有杆秤，将心比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有美好家园，而天人合一的追求让生命韵味悠长。“道不远人”所有的好生活都不是天赐，而在于人为——这是吾土风俗吾民怀抱。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有没有一种专属于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思维和生活方式？文言和白话，五千年对一百年。生活在白话时代的中国人，一直在诉说屈辱、耻辱与愤懑，古典的辉煌似乎遥不可及，似乎不属于我们，就像孱弱的子孙羞于提及先人。仇恨和鄙弃是容易的，热爱和传承是艰难的。五千年中国人不是白活过来的，不要被现实的焦虑和暂时的落后蒙蔽了双眼，以虚无的心态否定传统。我们并不想鼓动浅薄的民族自负乃至自负不成反成自卑的阿Q精神，但我们的确有闪光的东西不愿被时间掩埋，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东西不可遗忘，即便是吉光片羽，也要牢牢记住它。先人的辉煌，是我们不可浪掷的资源。

融入一个伟大的传统，追寻自己的根，是文化的本能冲动之一，熟悉一套传统的人文话语，也是薪火相传之意。当代盛极一时的西方价值并不等于普世价值，更不是唯一价值。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世界多么乏味，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才为人类留有希望。国民教育内容的变迁，过去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个人修养教育演变为以实用科技为主体的的技能教育，人的实际用世能力增强了，内心的积淀却相应减少了，青春岁月被几本教科书囚禁着，文学和文化的许多优秀内容将一生无缘接触。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从小养成对中华文化的敏感和美感，在中学时代趁早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打底，也是为民族的未来典基。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好处，才能高高兴兴做一个中国人。学习、积累古典诗文，就有体味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情调的可能，就能再现民间的人性生活场景，看中国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请你敞开怀抱，品尝中国滋味，体会中国性情，迷醉中国心灵，给自己一个机会，感动中国、感恩中国。一种语言代表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让我们面对世界，用汉语发言。

一周教师充电

人的同质化竞争与特质化发展

——20xx年5月29日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讲座

邓湘子

很高兴来到第一师范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我讲的题目是《人的同质化竞争与特质化发展》。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话题，我希望这个题目，能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一、何为“同质化”？何为“特质化”？

我是一个办刊的人，对于“同质化竞争”的最初认识，源于办刊的实践。现在各种媒体竞争激烈，刊物与刊物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的刊物是一份综合性的少儿刊物，全国每个省几乎都有一家甚至两三家同类的刊物。从全国来看，这么多同类刊物，面向同样的读者群，刊登大同小异的文章，谁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这样的刊物之间的竞争，就是“同质化竞争”。这几年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做得不一样些，从办刊理念、栏目策划到组织稿件，努力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也就是要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质”。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探索和努力，效果还不错。

在办刊过程中，我比较注重研究人的成长，思考人的发展。现代教育是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它的优势是保证了受教育者所受教育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限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化发展和自由的成长空间。

一体化的应试教育，带来一个可怕的影响，就是抓考试分数成为惟一的“硬道理”。许多人看到了这种“分数至上”的危害，但难以抗拒。家长不敢拿自己孩子的前程来对抗整个教育体制，学生也不敢拿自己的前程来对抗整个教育体制，一旦考试成绩不理想，考不上大学，人生就输在“起点”上了。

到了大学之后，很多人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惯性，煞不住车了，还是以考试作为学习的目的。这样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陷入到“同质化竞争”的困境里。

我们来简单地归纳一下题目里的两个概念：

同质化——来自相同的学习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缺乏个性特长，表现为“高分低能”，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特质化——最本质的内涵就是独立思考，促成心灵觉醒，促成探索行动，促成个性特长，带来人生多样性的发展。

二、成功者总有一些特殊的品质

最近这半年，我在写作和修改《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一书，已经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外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也已经启动。5月24日由省委宣传部和湖南出版集团举行了这部书的首发式。这是我写的第二部关于袁先生的书。它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探讨“杂交水稻”这个世界育种难题，为什么在中国取得突破，它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把这一重大科技事件，放在人类反饥饿的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放在人类育种的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放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大背景下来探讨，选择了一个宏大的叙事角度。

把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事情，放在一个大的历史尺幅上来审视，这个人和他的事业当然是要有重大份量的。袁隆平恰好是这样一个人，一点也不逊色。他所做的事情，必须要放在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上去看，才能看得更加真切。他和他的事业，对于中国和人类的价值，必须放在历史长河与对未来的展望中来考察。

袁隆平瞄准了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们吃饱。他的事业就是从这个具体的问题发端，而且不断地引发新的问题。他一辈子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袁隆平当初只是一个普通农校教师，是什么使他成为后来的袁隆平呢？中宣部将袁先生确定为科技创新重大典型，今年6月上旬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报告会，我是报告演讲稿的撰写人之一，我在演讲稿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从一名普通的山区农校教师成为誉满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

从两腿泥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从扎根田间的实验科学家成为高科技背景下的战略科学家。”我去过他工作19年的安江农校，他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居然开创出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业。研究他的成功原因，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对于探索人的成长，对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其丰富的启示价值。

我思考的这个问题，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同学应当思考的问题。

现在来看袁隆平成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从他个人来看，他是一个英语优势者，是一个游泳健将，是一个精神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专注于目标的人，是一个扎根田间而视野开阔的人，是一个兴趣主义者，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是一个永不满足的探索者，是一个童心不泯的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等等。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时，与他的同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一样教课，领一样的工资。但是，他当时比别人多了一点动作，这是值得我们留意和深思的动作——带领学生在田边观察时，别的老师也许只是停留在田边，他却要跨进田里去。他去干什么呢？数一数一支稻穗有多少谷粒。他要做的就是提高谷穗上的谷粒，一辈子都在做这道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的数学题。别人在学习工作中产生了疑惑，如果找不到答案，也许就把疑惑忽略了。但是袁隆平却不这样。19xx年，他自费坐上火车，到北京去查资料，请教专家。他的这些动作，或许具有某种揭示本质的作用——他作为一个伟大创造者所应有的特殊元素，也许就在其中。

成功者总是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在发挥作用。这是一定的，这是我们有必要关注的。

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特地重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感到真是太棒了。你们很幸运，是一师的学生。我觉得，你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师培养出来的最了不起的人，这就是毛泽东。你以前可能读过他的诗词，那只是他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就和他的同学徒步去乡村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30岁出头的作品，它是从问题出发的一个考察报告。在那个年代，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此高度重视，如此深入地去调查和了解，决定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从内容的来源，从语言到思想，这篇作品都强烈地显示出毛泽东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你应当用心去读，去领悟。

三、努力摆脱“同质化”束缚

我们编辑部接受过一些大学生来实习，每年都有好几个，有师大、湖大来的，也有从别的大学来的。我主持过编辑招聘考试，感到现代大学生的学习存在一些问题，受“同质化”束缚比较严重。

我问，读过鲁迅所有短篇小说和散文吗，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和《从文自传》吗，读过肖红的《呼兰河传》吗，读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吗，读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吗，这些现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品，他们没认真读过，或只读过一点。

《红楼梦》《史记》这样的经典不去读；《百年孤独》《麦田守望者》这样外国现代名著也没有读过。

有些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居然对儿童文学一无所知。你不知道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不知道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其实是教育观念演变的推动史。你不知道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你不懂得童趣，不认同童心，不能深入儿童的心灵世界，如果你成为教师，就可能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

我们有很多同学，依照小学和中学的惯性，掌握了一个便捷的学习方法，就是看教材考高分。但是，你没有直接阅读的体验，没有深入心灵的感动，没有感

受到作品中的喜怒哀乐，没有感受过文学语言的奇妙和精致，你那个高分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用的。读文科的学生，没有阅读和写作的扎实训练，这是很糟糕的。你不能获得自己的思想材料，也不给自己思考的机会，不让自己经历心灵表达的训练，结果是你只能跟着教材走，人云亦云，你的思想深处，毫无个性化的特质。

教材只是结论，是僵化的，是理性的。如果你不结合阅读原著，不结合自己的思考，任何高明的学者所编的教材，都只能给予我们一个标准答案，最终它给予我们的东西，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知识的容器。它只能给予我们“同质化”的东西。

同学们的成长之路，一直是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已经习惯把眼光盯在学校里认为重要的事情上，盯在老师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就是没有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或许是没有时间关心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可以说，在中国高考指挥棒下，“同质化”在严重地危害着年轻一代的成长。

美国中学生升大学，也要参加“高考”，就是必须通过统一考试（SAT），要考语文和数学，跟中国高考差不多。但能否被录取，这个考试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录取要进行其余方面的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有发明创造成果)等等。美国高校录取的导向，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重视每个人的特质化的发展潜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导向，智慧地影响着青少年人生的发展和走向。人家的方向确实好，你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向他们学习。我国高考改革强化了“自主招生”，也是往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你们身为大学生，已经逾越考试升学的重要门坎，就应该考虑培育自己的特质，实践自己的特质化发展。现在有条件这样做，有条件来弥补“应试教育”带来的不足。你对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要有反思和选择的能力。如果你的选择和反思能力跟不上你的成长需要，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大学时光非常宝贵，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要努力摆脱“同质化”的束缚，超越追逐考试高分的急功近利，着眼于未来人生的长远发展。你试一试，拿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最优秀的人去进行比较，会大有收获的。如果你只是依照小学和中学的惯性，成为一个只会考试的人，你获得的东西就只是“同质化”的东西。

四、强化“特质化”发展的意识

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里说：“每个学生的才能和天赋都可以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日后，一些人将成为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另一些人将成为工程师、技师、医生、教师，又一些人将成为钳工、车工、农业机械师，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会使他们很相似，这就是智慧和创造性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

“智慧和创造性在劳动中起主导作用”，这一句话是值得同学们要特别重视的。我们应当“智慧和创造性”地进行学习，这是建设个人特质的重要手段。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东西是迷惑人的，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弃“智慧和创造性”。它为什么容易让人迷惑？因为它时尚、感性、刺激。比如，电视流行娱乐文化，主要元素是暴力、情色和隐私。它是文化快餐，是感官刺激，是浅文化，却吸引着千千万万青少年观众的眼球，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是太可惜。

跳出同质化的竞争，实现特质化的发展，需要沉下心来，需要好好思索，做出自觉选择，付出实际行动。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科学家对基因组的破解，人与大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也就是不到2%的差异，98%多的基因是相同的，进化的结果就是基因有一点点差异。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靠的就是这一点差异。

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如果你比别人多那么一点不同的品质，比如你有2%的特殊性，甚至通过努力，你的知识和思维有5%，甚至10%的特殊元素，这个差异就能够让你从“同质化”群体中超越出来，就像人从大猩猩中超越出来。

这个差异从哪里来？我想给同学们提一点建议，就是“比别人多走一步或半步”，从行动差异实现品质差异。我尝试谈几个具体做法——

阅读差异：有创意地进行深阅读

阅读作品与只看教材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品不提供标准答案，却给予我们审美愉悦和心灵感动。阅读原作品能够让我们形成独立思考的品质，“特质化”的生命元素由此滋生。

有创意地写书评——

《百年孤独》的10句经典的文学语言

《从文自传》的10个生命细节与从文先生小说创作的关系

有创意地交流——

你可以组织同学评选大家认为最精彩的10部儿童文学作品；请大家畅谈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教育学著作??评选不是走过场，要辩论，要有基于阅读的体验。

行为差异：创造性地开展活动

就像只看教材不读原著一样，有些同学只安静读书而不动手实践。

我看了一个关于大学生的电视报道，印象深刻。今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本周”栏目的节目叫“扛摄相机的人”，讲了湖南大学的一个学生和湖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业余弄了个DV，尝试拍电影。他们那个电影就叫《高手》，获得全国大学生DV大赛金奖。四川农业大学的几个同学到山区去玩，碰到了一个爷爷准备把他10岁的孙子送给别人抚养。他们用手中的DV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打听后知道孩子的母亲在9年前逃出去打工了，父亲患了精神病。他们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了他的母亲。他们把整个过程拍成了一部电影纪录片，获得全国大学生DV大赛纪录片的金奖。江西省东华理工大学大四女生巩元源用自拍的校园DV剧《一英里》。两个多月里，从编写剧本、拍摄到后期的剪辑、配乐，都由她一人独立完成。她说：“我觉得在学生时代拍过DV剧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思维和概括能力。”

把DV、电脑等现代科技产品，当作自己学习的工具、尝试实践的工具，这真是太棒了。

在我的眼里，毛泽东、袁隆平是伟大的行动者、探索者、发现者。正因为如此，我在中小学大力倡导，老师要引导少年儿童成为小行动者、小探索者、小发现者。在这里，我提倡大学生要主动地成为行动者、探索者、发现者。因为，人的特质就是从行动中来，从探索中来，从发现中来。

思维差异：学会独立思考

思考是面对问题进行的智力活动。你提出了什么问题？你提出了什么好问题？你采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思考，通过什么途径去寻找答案？

文科学生的视野要不断拓宽，你不能只读文学书籍，还关注科技、哲学和各种艺术。视野开阔，才有可能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有了新的观念，读书才会有收获。

如果你读过王小波的杂文，会感到他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很不相同。他原来是学工科的。你能不能在阅读王小波的杂文时，对他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

阅读中去考察作者的思维方式，就是深阅读的表现了。你有没有关注过孔子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鲁迅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思维方式？

建议你尝试对一两位自己喜欢的杰出人物进行这方面的考察，看到思维方式的多样性，逐步地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竞争机制的普遍推行。各种各样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是素质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我讲的“特质化”发展，是强调个人素质的升级与独特品质的形成，而不是行为的极端化。

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机制，个人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社会基础。这个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从历史看现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从个人的发展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社会已经允许并且鼓励个人奋斗，个人努力，去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

有了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个人能否做到最大化的价值实现，就有赖于自己的意识、素质、才能和自觉行动。希望同学们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独特的思维品质和个人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成为优秀的人、卓越的人。这是我对同学们的美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