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
我读了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好书==“史记.虽无暇博览全书，粗读部分章节。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史记】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所著。这部鸿篇巨制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巨著，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他处处闪耀着优秀中华文化的灿烂光芒，篇篇蕴含着华夏文明历史积淀的丰厚底蕴。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汉武帝，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大事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不仅如此，史记还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
虽粗读其书，只能领略一二，但感触颇深。很多历史画面久久萦绕在我脑际。其中刚直不阿的爱国诗人屈原的遭遇，更使我想了很多很多。也许是家乡有端午节包粽子以纪念屈原的缘故吧，阅读其文后，我感到屈原不仅是诗人，更是一位伟人。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生活在楚国衰亡的时候。他在政治上有宏伟的报复和深远的预见，但遭到统治集团当权派的打击。随胸怀大志却忧郁失望而死。当时正处在战国末期，楚怀王昏庸无能，屈原虽持正确的政治主张，终因楚怀王听信小人之谗言而疏远了屈原。 使屈原的报复不能实现，也使当时的楚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受到严重挫折而面临危亡。
古之帝王出一言而满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他们儿中，只能听进歌颂之声，而对不歌颂者视为忤逆，时日一久他们看到的都是趋附谄媚、惟命是从之人，这些人虽是庸碌之辈却精于迎上之道，他们可弄虚作假，造谣惑众迎合圣意，粉饰太平，讨得“龙心大悦”而对正直的有抱负、有能力的贤良之士予以迫害而使这些嫉贤妒能的小人往往得逞。
正是：贪顽只顾讨便宜、前奸已笑其遭变、后狡方思又出奇、败败亡亡常若此。
纵观历史，何止皇帝老爷如此，而今一些地方长官，当权者患此疾者也为数不少，耳之所听皆歌颂之声，目之所见皆恭敬之态，心之所想无不如愿以偿。时日一欠，自然是宵小之徒环绕，正直之士远离！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第二篇：史记读后感9
读《史记》
《史记》的本纪不少都以神话传说起头，弥漫着原始的浪漫主义气息，与《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很相似。唯不同的是：《圣经》中处处都有一个“上帝”存在，人类只能仰仗它的鼻息，顺从它的意旨，否则定会蒙难；而《史记》中这些神话，要么是某人出生有神异，要么就是其母有如《新约》中玛利亚（耶稣之母）的意外怀孕，并不曾有某个神灵独立存在，要求人必须怎样去做。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
中国人的“神通”在人间，而不在天堂：不是靠上天来拯救苦难，而是靠具有神通的救星来拯救苦难；不是单靠宗教来统治民众，而是主要靠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天子来统治民众；不是以上天堂为荣，而是以得天伦为乐……这种中国文化的形成，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解释为黄帝、周公、孔子等“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子”就是黄帝，《史记》的叙述也以他开始。《五帝本纪》上说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这固不可信，但他败炎帝、杀蚩尤，被诸侯们共尊为“天子”，却明显带有部落之间相互征伐的原始社会特征。此外，禅让等事与人类早期原始社会的特征也是吻合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利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分析，证明生产力发展在早期人类社会进步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涂尔干则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强调氏族的图腾信仰对维护早期人类社会团结（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称这种团结
为“机械团结”）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的重点虽然不同，但都分析过早期人类社会的许多特征，这些特征我们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验证。
笔者在数年前，还读过一本马来西亚丁振宗写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丁振宗大胆用近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猜测：黄帝和蚩尤之战是一场洲际、太空核子大战，黄帝险胜；大洪水的发生并不是天灾，而是有策划、人为的事；上述这些事件发生在地球上6700万年以前；鲧是一位卓越的土木工程师，当他挖深河床和筑堤时大洪水还没有发生，他的工作是准备把将来要到来的洪水疏散；鲧被宰、被剖之后才产禹，但不是禹的父亲或母亲，禹不是鲧的儿子，鲧被宰之后并没有死；禹不是治理洪水，而是制造洪水……他的种种推理，其结论虽让人觉得有点荒谬，逻辑过程却是丝丝入扣，似乎不经意间为梁漱溟之说作了注脚。这里且存为一家之言。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早期中国社会对后世的影响不大，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五帝都可以算是草创期，它除了给后世带来一个对“黄金时代”完美的遐想之外，并不曾为后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东西文化的分道扬镳实开始于周代的800年内，中国历史上多称其为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则称这一转化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它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的社会基本形态，中国过去政治构架、经济基础、文化特征的胚胎就是在此时期形成的。
《史记》中五帝、夏、殷、周诸本纪所勾勒出的早期中国社会，充斥着“敬天畏祖”的道德说教。天子是名义上的“共主”，承担着礼祀上天的职能，而诸侯、卿大夫们也各祭先祖，与天子共同组成了社会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夏、殷、周三代，血缘承继是公认的社会法则，而五帝的礼禅是也是在亲属中进行。因此，早期的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在世袭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代更是将封建与宗法结合在一起，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可称宗，并分别为大、小宗，接着宗子至尊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宗庙制度也都得以一一建立。“家国同构”的思想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农业生产取得了大的发展，夏、殷与周代的早期，畜牧业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祭祀用三牲就是其遗俗。因此，那时的国家实是靠共同的宗教家族意识组织而成的部落联盟。
这种情况在周代中后期却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在于，早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在中原大地逐渐被农业所替代，土地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资源，成为大家争夺的对象。
周室之祖古公亶父时，薰育戎狄攻之，古公亶父不战而“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歧下”，表现出一种游牧民族的特征。就是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征伐许多仍是道义上的，并不以获得土地为念，反而常有“灭其国又令其复之”的事。但在春秋时期，土地的重要性在基层已经慢慢显示出来，《左传》、《国语》中许多争田夺地的记录，
说明社会基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久之则影响到了上层。到战国时期，国家的强弱之势已经可以大略从土地广阔程度上看出来了。苏秦游说六国合纵，首先就说其土地广阔，而张仪连横，也多言土地之事，可见战国时土地已是极为重要。《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过秦惠王时司马错与张仪争论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的事，张仪说伐韩可令周“九鼎宝器必出”，然后“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则说“王地小民贫”，“夫蜀，西僻之国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结果秦惠王从司马错之议，表明土地在当时比很多东西都要重要得多。孔孟“百里王天下”的观念不为人重视，原因就在此。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社会秩序的维系分两层：上层贵族用“礼”来维持，下层民众则依赖“法”来规范，因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土地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以后，整个社会结构因为生存竞争的需要，自然就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天子实际地位的降低。从表面上看，诸侯不尊重天子是因为天子失德、诸侯不敬，孔子也为此四处宣扬“克己复礼”，其背后的真实情况却是：天子仅仅在名义上拥有“溥天之下”的土地，他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域及其有限，而在诸侯们几百年的征伐之后，中原辽阔的土地已经被诸侯们瓜分殆尽。
在周和周代以前的“天子”都只是一个宗法上的概念，游牧社会也并不如农耕社会重视土地，因此直到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都以获“名”
为主，天子再暗弱，诸侯来朝也很常见，王畿之地不广阔也问题不大。战国之争，却是土地之争，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则在哪一国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做背后的支撑。天子既为列强所包围，开拓的空间便极为有限，而诸侯们既居于外围，却可以通过侵占蛮夷之地来扩大经济生产，这一退一进，使天子完全失去了实力上的保障。战国七雄中任何一国的土地都要比周天子能控制的地方大上许多倍，他们能动员的军队数量就更不是周天子能够比肩的了。这样，周天子就有类于中世纪欧洲的教皇，只具有宗教领袖的身份，实际上已失去统治天下民众的权力。
接着便是贵族世袭制的解体，封建制让位于郡县制。诸侯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组织的竞争，谁的组织更高效，谁就是竞争的胜利者。早期的嫡长子世袭制度并不能保证产生合适的人才，也很难使贤能之士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诸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纷纷改变原有的世袭制度，用立功赏爵的方式来网罗人才。此外，战国时期农耕生产已占主体地位，但小农经济的天然性质却决定了社会组织多呈现出一种自然分散的状态，这样的力量是很难凝聚在一起的。法家学说在战国时期风靡列国，是因为法家所倡导的“赏罚出于上”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统一管理的效能，而什伍编户制度又能将农民以准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所以，自李悝在魏国率先变法称强之后，各国纷纷效仿，中国便打破了原有的世袭封建制，管理统一于中央的郡县制得以在各国确立。这其中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秦国在统一制度、统一法令、统一思想之后，“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国内的组织凝聚力也随之大为增强，七国中秦国出兵胜多败少，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一点笔者需要特别解释：马克思所谈的封建制度，主要是针对欧洲的具体形态而言的，它表现为社会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政治则小国林立，贵族以世袭为主。类似的社会形态在中国仅存在于周朝几百年间，秦统一后，中国经济虽然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但政治上却是统一的，除帝位外，官员采用完全世袭制的情况几乎未见。中国的这种特殊组织形式马克思没有见过，所以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说秦以后的中国在近20xx年间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这一说法自有其道理。其实“封建”这一译法是从日本传过来的，英文为“feudal”，如果要将中西历史上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的话，“feudal”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涵义确实更近似于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社会形态。唐代的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封建论》的文章，讲的也就是这种形态。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就说：“中国古代是有封建政治，而并非封建社会。西方人的封建社会，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东西，和我们完全不同。”所以，中国自秦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段被称作“封建社会”是有不少问题，不过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被称作“封建社会”也不为错，因为封建制度中小农生产的分散性特征在我国也确实长期存在着。笔者在这里无意争论对错的问题，我们只需要知道，中国自秦以后的社会形式已经远不同于欧洲“世袭贵族为主”“小国林立”的封建社会形式就行了。在本文中，笔者还是按照传统的“封建制”和“郡县制”来称，以明晰这其中的差别所在。
欧洲封建诸国在千余年的相互征伐中政治上未曾有过大的改革，中国却不同，战国时期称雄的诸国都先后实行了变法，贵族世袭制迅速解体，国家也走向大一统的形式。商鞅变法后，秦兵征战多胜，表面上看是秦国的谋略胜一筹，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则是秦国的改革最彻底，它的组织化程度要远胜于其它各国。所以，中国早在战国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形态上，还是组织程度上，已经相对欧洲来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