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的发展，传统农业已经成为城市周边区域最不赚钱的行业之一。农民们拿着征地的钱过着舒适的生活，再也不愿回到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欣欣向荣”的背后是大量的抛荒地上长着比人高许
多的杂草。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走向农村，但受到中国两元结构的体制限制，这条返乡路并不好走，前几年的农庄热已逐步降温。最早建农庄的一批城里人，其醉温之意并不在“农”，而在“庄”。因此，为了建设管理用房及接待游客的场所而充分地吸引游客，不少庄主“大兴土木”。常见的农庄内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木
屋、精致的乡村别墅、棋牌、茶室，唯独少见真正的农业。
“农庄热”的背后毋庸讳言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和问题。农庄一建起来往往就是几百亩，占用土地数量较大，且遍地开花的农庄缺少统一的整体规划。但近年来国家对土地政策的收紧，想建一个以住宿、娱
乐为主的农庄并不容易，许多以前违章建的农庄建筑也被拆除。
作为近年来出现的农业和休闲旅游相结合的新事物，农庄已经急需法律围墙的呵护和管束。
作为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型以上城市，在城市周边县市发展小型农场（或者叫家庭农场）不失为一个好
的方向。
理想的小型农场一般规模在300亩以内，建筑面积占到3%以内，且以不破坏土层为主，经营范围以种植、养殖、休闲度假等为主，不宜搞大型餐饮、娱乐项目，以回归自然的劳作、体验为主要活动内容接
待游客。
浙江联众公司曾经尝试过“私家农场”的概念，让城里人通过联众这个平台到乡下去种植蔬菜、果树等，就受到居民的热捧。做农业也要创新，最近有关专家提出的“创意农业”就非常适合小型农场的应用。
我国可耕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2.5%，特别是在山区，没有成片的土地，达不到规模生产效益。如果能通过开发，将这些边角土地、闲置荒坡等串起来，形成一个个的小型农场，不但能提供粮食、蔬菜、花卉、苗木等农林作物，还可以丰富乡村旅游活动，带动地方经济。如果精细化经营，全部种植有机蔬菜、
粮食等销往城里，还能促进目前普遍存在的蔬菜农药残留问题的解决。
小型农场还可以极大的沟通连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各项交流和合作，可以促进城乡的优势互补，缩小
城乡差异实现最大化的共同发展。
就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除北方等主要产粮区外，基本上无法发展大中型农场，而小型农场则可以依托各个地区的特色优势，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的发展，并带动当地农业由粗放型的零散经营向基地化集
约化高效化转变。
因此发展小型农场，积极全面整合农村各种资源，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当前的大势所趋。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主动引导、鼓励发展小型农场，制定规范文件和优惠措施。小型农场的发展必将为这些农村以及农业
发展带来革命性转变。
小毛驴市民农园介绍：
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xx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著名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下、京密引水渠旁，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北京绿色一族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具体运营由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负责。
20xx年3月，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以“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方式对外运营，得到了众多北京市民的
热烈响应和参与；与此同时，小毛驴市民农园的 CSA运营模式和对生态农业、可持续生活理念的坚持，也持续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和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在内的近80家媒体的广泛支持与关注，让人们更加关注食品安全和可持续生活等问题。
关于社区支持农业：（CSA）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对食品安全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会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
成为小毛驴CSA成员有什么好处：
★收到新鲜、无污染的有机蔬菜；
★比超市的有机蔬菜低廉的价格；
★知道食品从何而来，谁种植了这些蔬菜，有机会参与种植、了解种植知识；
★支持并保护本地农业和耕地，并且贡献了健康的本地经济；
★一个可以带孩子来体验生态文明的地方；
★了解自己与土地、农场的关系，并且了解是它们使得我们有生存的可能；
★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彼此了解和信任；
★参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组织的各种健康活动、教育活动和会议交流等；
★认识自然，认识土地，开始健康环保和可持续的崭新生活！
我们值得信任：
我们崇尚自然、推广生态农业，并希望由此建立人与人之间互信关系，推动良性的城乡互动、和谐的社会及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小毛驴市民农园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和北京绿色一族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产学研基地。
“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大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多年倡导生态农业，他发起的“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的团队将主要负责农园整体的种植与养殖的管理等经营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石嫣20xx年在美国的CSA农场工作回国后，被《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京华时报》、《凤凰周刊》等媒体报道，有较为丰富的CSA农场管理和有机种植经验，她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小毛驴市民农园内的土壤和水质，经过谱尼测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检测，完全符合有机耕作要求。
1、 宁波七禾有机农场
宁波市邱隘镇上万令村，夏红芳经过多年的考察后，最终选择了在这块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田园梦想，这里处于季风入口，空气新鲜，土地肥沃，没有污染，这就是他心目中理想
的“伊甸园”。
6月3日，鄞州区副区长蒋明良来我们七禾有机农场参观、指导。在七禾有机总经理章武军的陪同下，深入了解了目前有机蔬菜的种植情况和七禾独特的会员制营销模式。七禾有机采用了全新的配送方式“有机宅配”，是把有机产品直接配送到消费者家中的一种健康、
时尚、前卫的消费文化。蒋明良副区长对这样的营销模式非常感兴趣，也想成为这500名会员的一份子。
一块肥沃洁净的土壤，还需要精耕细作，才能收获高品质的作物。在技术方面宁波七禾有机农场，请来了日本专家全程指导农场蔬果生长的全过程，耐心指导农民种植时需要注意的点点滴滴，几年下来他们也熟悉了农作物本身的生长规律，而且也更加热爱并细心对待每一颗蔬菜，每一块土地。这几年的努力，我们不仅改变了土地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意识，并维护了地球环境的自然和谐。蒋明良副区长通过与日本种植专家藤原宏宣亲密交谈，对我们引进日本种植技术的做法表示肯定与支持！
在宁波七禾有机农场，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淳朴的农夫精神，尊重他们勤劳的一双双手在田间起早摸黑地劳作，依然尊重生态系统平衡，注重与大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种植过程中拒绝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完全依靠精耕细作的人工防虫法，确保您餐桌上的每颗蔬菜都是100%安全天然，口味纯正。我们采用从田间到餐桌的新鲜直供会员制方法，加强了我们与您的直接沟通和相互信任，让您和家人吃的更放心！
关爱健康、关爱自然、关爱地球环境。我们宁波七禾有机农场一如既往的努力和坚持，只为您和家人提供安全天然的有机蔬菜，保障您的健康未来，现在我们七禾有机希望通过我们与您的共同努力，还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一片天然洁净的新天地。
上海多利
有机种植加都市农业 张同贵的“新农庄运动”
在20xx年创办多利农庄之前，“庄主”张同贵已经拥有了一项利润颇为丰厚的事业：多利川菜馆，当时在上海已经开了三十多家分店。
和蔬菜供应商的接触中，张同贵被一个“真相”触动了：大多数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产出主要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己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和催生剂等，连种植户自己也不愿意食用；而后一块则相对清洁。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富足程度的提升，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曝光，公众对于那些打“环保、健康”概念的食品的热衷程度也与日俱增。在诸如沃尔玛、家乐福、乐购等这样的大卖场里，专门出售“有机蔬菜”的柜台开始蔚然成风，那些被用小包装塑封起来的蔬菜售价常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但购买者仍趋之若鹜，愿意为之支付差价。
“中欧世贸项目”联合“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共同发布的《中国的有
机农业：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19xx年之前为中国有机生产发展初期，产品几乎尽数都通过有机贸易商出口到日本、欧盟及北美等地；及至 20xx年，中国国内有机食品市场的销售额便达到了56亿元人民币，是当时出口值的2倍；到了20xx年，这一数字预估已经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且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超过30%的年增长率。
“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健康。”张同贵说。彼时正在中欧商学院进行EMBA学习的张同贵，也把自己的主攻方向锁定在了“都市农庄”上，并将一本厚厚的商业计划书当做了毕业论文。通过对发达国家有机食品市场的研究，张同贵发现，即便在香港、台湾和日本这些邻近市场，有机农产品的消耗量占整个农产品的比例一般是8%到10%，而在大陆，就连在上海这个最注重健康意识的城市，也还不到1%。
“仅就蔬菜而言，整个上海市场的1%就意味着10亿的规模，如果可以做到5%呢？”农民出身、毕业于四川农大，同时又在餐饮行业里打拼张同贵，清楚其中蕴含的巨大市场机会。
20xx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0公顷的蔬菜基地，并面向社会招标。于是，张同贵就把自己的EMBA毕业论文补充后拿去招标，并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在聘请诸如温铁军这样的农业问题专家担任发展顾问，经过3个多月的策划与构思之后，张同贵为多利农庄确立了“有机种植加都市农业”的战略定位。
农庄上路
事实上，看到并试图抓住“有机食品”这个市场机会的人并非少数。根据中欧世贸项目的报告显示，仅在20xx年底，国内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含转换期)的企业便已超过了2000家。
虽然这一领域玩家众多，但大多数企业种植面积不过百亩，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缺乏较有规模的企业。在青云创投合伙人陈晓平看来，制约规模首当其冲的因素便是“没地、没钱”，而要发展对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要求颇为严格的有机农业，上游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便不可或缺。
然而，在诸如北上广深这些常受蔬菜供应短缺之扰的一线城市，近郊土地资源本身相对稀缺，而且近郊蔬菜的生产一直被视为“关乎民生、稳定菜价和供应”的大问题，因此便面临着更多的关注和制约。
“和政府政策的协同非常重要”，张同贵说。在他看来，多利农庄的起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上海市政府的“思维开放”。曾经有官员向他感叹，在欧美国家参观考察时，那里的农庄“很有看头”，而上海周边缺少一个“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的农庄”。在张同贵当时提交给政府的竞标方案里，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也与政府对该块土地的定位不谋而合。
有了地，对于有机蔬菜生产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拿到了“入门证”，而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持续产出，则还需要大把大把地“烧钱”。
根据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的介绍，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定的最高级别安全食品，“有机食品”目前需按联合国粮农组织CIF的统一标准认证，认证许可有效期为一年，需按年年检。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同时还要改造水以及改造土壤。也就是说，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标准以外，种植区域的土壤和水域也必须达标。
“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一般的土地则需要三到四年‘改良期’，其间没有任何产出，属纯投入期。”郭海说。
仅水系改良一项，为达到有机农业的种植标准，多利农庄便投资了6000多万元来治理河道，解决水质问题，使其达到三级水质即居民饮用水的标准，用来灌溉蔬菜。而且还通过水务治理与外界形成20米宽的水道隔离带，以避免虫病交叉感染。
而除了改良土壤所必须的设备和投入，多利农庄在上海浦东大团镇目前有1750亩菜地，以承包征用形式从农户手中租赁，每亩每年补产费约为2500元。仅土地承包费一项，便需每年支出将近五百万，四年便达两千万。
按照张同贵介绍，多利农庄的前期投入大约在2.2亿。持续的重金投入，也使得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拥有的成规模且符合标准的自有有机种植基地，这是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同行超越的优势”，在张同贵看来，有机蔬菜的市场需求目前已足够大，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最重要的便是“供给”。目前，多利农庄的1750亩菜地已全部完成有机改良，其中超过一半的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获得了有机认证，剩下的部分正在认证过程当中，预计20xx年能够完成全部认证。20xx年是其成规模产出的第一年，首批改良完成的300亩土地实现营收约为3000万，而20xx年，全年营收预计超过5000万，并实现盈利。
绕过沃尔玛
“有机种植行业有前期投入大、回报慢的特点，这也是之前这一领域不受资本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陈晓平说。20xx年11月底，青云创投向多利农庄进行了首期1000万美元的投资。
根据陈晓平的介绍，青云创投自三年前开始关注有机种植行业，也辗转观察过许多企业，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对象“出手”，而相中多利农庄，除了其既有的规模优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从田间到餐桌”的运营模式，在他看来，这种模式能够帮助多利农庄跨过同样制约有机种植企业做大的“渠道”门槛。
事实上，有机蔬菜种植出来后，如何将产品卖到消费者手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内通常的做法有两种。
最为“省心”的做法，则是蔬菜自田间收获后，交给所谓的蔬菜经纪人，经由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零售商等四五个环节，然后到达消费者的餐桌。
但这种常规模式存在的问题并不少。按照郭海的介绍，首要的问题是，在这种层层传递
下，物流环节存在高损耗，这个数字一般在30%~40%；其次，产业链条上的大量利润被渠道商占据了。比方说某种蔬菜，菜农以5角/斤的价格卖给经纪人，那么该蔬菜到终端的价格一般会在5元/斤，这就意味着这条价值链上至少90%的利润被渠道占据了；而且，终端混售的方式，使得消费者很难将多利的产品从一堆堆蔬菜中区隔出来，也不知道购买的有机蔬菜产自哪里，不仅不利于农庄品牌的树立，而且由于市场良莠不齐，这项生意也有可能因之受累。
而另一种惯常的做法，则是和区域内的大型商超，诸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合作，进入超市专柜销售。青云创投负责农业项目的投资经理王轩曾接触过一些与大型商超合作的有机种植企业，发现它们虽然也能赚钱，但规模一直很难做上去。“这些渠道商都相对比较强势”，王轩说，譬如，在商超的专柜上销售需要进场费、返点，销售过程中同样也会产生损耗，而且卖不出去的一般也都会退货处理，销售完成后付款还有账期等。
因此，多利农庄几乎在创业之初，就定下了自己经营渠道的目标。
“首先，中间环节一定要压缩”，按张同贵的介绍，在初期产量较少时，多利农庄自己组织了车队进行“田间到餐桌”的配送，而随着产量的增加，便引入了以冷链配送见长的日本黑猫雅玛多宅急便物流进行合作，配送半径已可覆盖整个上海市范围内。一般而言，多利农庄的蔬菜从采摘到包装到最后配送至会员家中，中间过程不超过24小时。
这样一来，随之而来的便是配送环节的高成本，目前而言占多利农庄蔬菜最终价格的20%左右。不过，在张同贵看来，虽然配送费用变高了，但中间环节的零损耗，以及整体流通环节利润的减少，仍能使多利蔬菜的总体价格比其他渠道的产品更低；而且“和消费者面对面，用户体验也更好，消费者知道吃谁种的菜，知道出了问题找谁，品牌黏度会增强”。
除了“田间到餐桌”的一站式配送，多利农庄也采取了会员预售的模式。其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一是大型的团购会员单位，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上海证交所、国家会计学院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户；二是以礼品卡或者礼券的方式面向普通市民，通过在高端小区举办互动活动等形式来吸纳新的个体和家庭客户；除此之外，则利用官网的电子商务渠道直接进行销售而其销售总额中，以上三类渠道分别占据了4∶4∶2的比例。
目前，多利农庄拥有超过20个企业会员，约5000个家庭会员。
“我们现在供不应求，下一步得琢磨如何进一步提升供应量”，据张同贵的介绍，多利农庄现在的策略是“分品类跨区域布局”，即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全国其他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20xx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诸如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的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这样的思路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扩充蔬菜品类，提升我们的总体盈利能力。”张同贵说。李海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有机蔬菜农场成投资热点 白领转做“庄主”（多里）作为上海最大的有机蔬菜农场，多利农庄今年喜事连连：会员突破7000户、收支平衡获得盈利，昨天（8月10日）更是获得多家金融机构的抱团支持，分别与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上市服务融资协议，与明方融资租赁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服务协议，与浦发银行、上海再担保、汇金担保签署发行集合中票服务协议。与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上市服
务融资协议。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中国即将诞生首家“种植业”上市公司。
“有机农业”成为最受风险投资领域关注的投资热点之一。 5年前上海还只有五六家
有机农场，但现在已增加到几十家，庄主还都是曾拿着高薪的白领精英。
100%安全健康、免费送货上门、亲身体验亲近自然??越来越多的“有机诱惑”，怎让
人不心动。
卖掉餐馆种有机蔬菜
多利农庄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总占地面积1750亩，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家专业从事有机蔬菜种植与销售的有机农庄，世博会指定有机蔬菜特供基地。因为倡导自然、
生态、健康，被誉为“绿色庄园”。
张同贵，一个颇有豪气的四川人。在20xx年创办多利农庄之前，他是做矿产和贸易生意的，同时还经营着在上海有30家门店的餐厅——多利川菜。为了专心做“有机”，为了
筹措资金，他却将多利川菜转让了。
“看到那些被过度耗尽的土地，我很难过。看到农夫无奈使用大量农药，我更担忧。 ”
张同贵说，他身边一些朋友为了能吃到新鲜健康的蔬菜大费周折，有的甚至委托农村的远亲单独种菜和饲养猪。张同贵说，“有机蔬菜的市场定位是中高收入人群，在我们香港、台湾
等地区，有机蔬菜大概占据10%左右的市场，而内地一线城市连1%都不到。
养一头猪，一年才长到100斤；养一只鸡，八九个月才长到二三斤。在多利农庄，无论动植物都是长得慢、价格高。养猪用的是红薯、米糠、菜叶子；鸡吃虫、菜。蘑菇的下脚料、
散养鸡的鸡粪，加上十几种不同品种的生物发酵菌再形成植物有机肥。
在宽敞明亮的展示中心，记者见识了不少“奇珍异果”。迷你南瓜、水果玉米、绿色番茄??“这里主要展示的是生态环境，以及融入风能、地热，以及太阳能利用的先进理念设施。 ”据总经理郭海介绍，“有机”就是不打农药激素，但实际上对土壤及水质都有严格的要求。在改良过程中，由于原本这块土地的水系并不完整，他们挖出近20米宽的河道将多利农庄与周遭土地隔开，作为独立水系利用水泵作为灌溉用水，引水入大棚再采取滴管、喷灌的方式。这使多利农庄几乎变成一个小的生态群，由于河道本身形成隔离带，土壤中有
机物质一定程度抑制微生物，土地中虫卵较少还能易于除草。
该展示中心免费对外开放，至今旅游参观人数已累计达50万以上。
高投入带来配送新模式
多利农庄获得了国内国际各项有机认证。其宣传册上写道：安全、健康，历经5年的土壤无害化有机转换，坚持不施化肥和化学农药，杜绝使用除草剂和各种生产激素。连棚间和
路边的杂草都完全采用人工方式铲除。
因为成本高，多利农庄现在施行“配菜制”，即农庄种什么，消费者吃什么。有客户想要点菜，却遭到了张同贵的拒绝。 “市场上可以选购到的蔬菜有上百种，数量巨大，我做有机蔬菜，一个季度只有几十种供选择，如果开放点菜，大家都买空心菜，空心菜不够了怎么办？ ”想要购买多利的“有机蔬菜”都得成箱买，一箱包括至少6种以上营养搭配均衡
的蔬菜，一般可供三口之家吃一周。
多利农庄“只卖卡，不卖菜”，会员卡分季度、半年、一年卡。市民购买年度套餐B，9980元，每周配送2次，每次6斤,可供3—5人享用，每天“菜钱”大概30元。 20xx年，多利农庄率先在上海开创“从田间到餐桌”一站式有机蔬菜配送上门模式，对会员落实专人
专递，做到采摘、包装、运输一条龙服务。
“首先，中间环节一定要压缩。”据张同贵介绍，在初期产量较少时，多利农庄自己组织车队进行“田间到餐桌”配送，随着产量增加，便引入以冷链配送见长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预计今年底，自有冷藏车将达到30辆。一般而言，多利农庄的蔬菜从采摘到包装到最
后配送至会员家中，中间过程不超过24小时。
多利农庄总经理助理张琛说，“我们现在供不应求，下一步得琢磨提升供应量。 ”据介绍，多利农庄准备推出“分品类跨区域布局”，即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全国其他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今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崇明、云南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千亩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这样的思
路可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扩充蔬菜品类。 ”张同贵说。
不后悔的“百欧欢”
有这样一群 “农夫”，他们播种耕地希望亲近自然，宣传有机旨在节能减排。他们中有许多老外远渡重洋来种菜。 “百欧欢”有机农场的创始人田月皎笑言， “百欧欢”在上海方言中的谐音是 “不后悔”，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有为环保付出汗水的人，
都不会后悔。
记者从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获悉，农场自20xx年开业以来，最初只有20％—30％的本土消费者，大多数会员都是从港台地区或国外来上海居住的人士。现在，约有50％以上的会员是本地消费者。当农场举办采摘日、农夫市集活动时，许多上海妈妈会带孩子来亲近泥
土，看看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有机蔬菜、肉类、杂粮、有机的蔬菜泥、水果泥、婴儿面粉都是十分畅销的食品。爱美的白领女性喜欢购买有机水果、蔬菜榨汁。继各种保健礼盒之后，时下有机食品套餐成为流
行的送礼佳品，还有些企业直接购买礼品卡送人。
来自台湾的邓美莲是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的会员，每周她都会收到一个菜篮子。针对不同人数的家庭，菜篮子分三档价格，而菜篮子的种类、份量由农场根据当季实际收成来决定，
会员不能随意调整更改。
这种看似 “苛刻”的消费方式被称为 “社区支持农业”，时下正在欧洲、美洲、澳洲、日本等地流行。当然，并非所有的消费者都能接受这种超前的理念。百欧欢的另一位会员黄美娜则选择了购买储值卡方式，预先支付1200元、 2400元或4800元，每周从有300多种
有机产品的目录中选择所需要的，由农场送货上门。
邓美莲和黄美娜每个月在有机蔬菜、有机杂粮上大约花费1000元—1500元。有机菜的
吃口和普通菜究竟有什么不同？她俩形容说： “有机菜吃起来很有菜的味道。”
邓美莲说，有机菜中青菜、生菜等绿叶菜以及花菜的味道特别好。“烧菜时不需要特别加工，简单快炒一下就很好吃。我只放一点点盐，有时甚至不放盐。不像普通蔬菜，需要放点味精来提鲜。”她说，“连我儿子都说，有机菜吃起来有甜味。”黄美娜说，吃惯有机菜，会对绿叶菜的味道特别敏感。她先生养成了每天中午吃自带生菜色拉的习惯。当然，并非所有的有机菜都有好味道。她感觉有些菜吃起来会有点老，像芹菜、荠菜，小青菜吃起来有一
点苦味。
有机农场项目是根与芽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项目之一。上海根与芽活动中心每年设计广泛的项目，其中有机农场是培植希望的农场——使用有机种植的方法，同学们可以看到他们
给环境带来的变化。
【真实版“开心农场”】
“我的菜又被偷了！ ”网络上流行的“开心农场”，一定程度体现了公众对自然亲近
的需求，可位于奉贤区庄行镇的乐田农场就是现实版开心农场。
“Lily爸”的“史莱伯”农场
打开乐田农场负责人潘涛的博客，首先看到的就是他宝贝女儿Lily灿烂的笑容，据
“Lily爸”透露，这张博客的头像就是Lily在乐田农场里拍摄的。
潘涛说，最初自己和妻子都是留德“海归”，专业是“环境工程”。“拥有自己的农场是我多年的梦想。“在国外这些年，就想有一个自己的、干干净净的土地，可以和家人、朋
友一起分享健康生活方式。 ”
但钢筋水泥城市中哪里去找这样的地方呢？于是Lily爸爸想到了德国19世纪有位医生史莱伯创造的一种家庭休闲模式，即著名的“史莱伯花园”（德文：Schrebergarten）。当初，他为了让自己孩子有一个玩耍、亲近自然、学习农活的空间，在莱比锡郊区开辟了一个私家花园，种花卉、草地、蔬菜和果树，搭休憩的小木屋和工具房，空闲时带一家人在花园里打理，享受乡间度假。之后这种模式迅速流行起来，欧洲有300多万个家庭有“史莱伯花
园”,光德国就有超过100万个。
“真正启动是去年年初，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也是我以前的老板非常支持我，于是我就在上海郊区和周边物色土地。 ”潘涛说，如今“乐田家庭农场”早就变成了“大家的农场”，
看到家长带着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却兴致勃勃，他由衷地开心。
有机教育与散养教育
两个小孩子被Lily爸爸召集到瓜棚，第一步是认识Lily爸手上的番瓜，第二步是让孩子们去棚里比赛寻找成熟的番瓜。看到有的家长帮孩子找，Lily爸爸急着喊；“让孩子们
自己找，家长们不要帮忙！ ”
每逢周末活动日，孩子们也会很有兴趣地跟着农民王伯伯来到育苗园。 “先用铲子铲出番瓜苗，小心别铲断根??”王伯伯教孩子们从盆里移出小苗，这些3-7岁的娃娃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带着泥土的小苗来到种植区，用铲子松松土，挖个坑，放入小苗，埋土，浇水，每个步骤都由孩子和家长协作完成。有的家长第一次来，总是不放心孩子做这做那，这时候
Lily爸爸就会鼓励家长们放手让孩子自己体验。
“有机蔬菜贵在自然，教育孩子也一样，”“Lily爸爸”还在网上发帖，征求愿意周
末一同来“散养”孩子的家长们。家长纷纷跟帖回帖，几乎忘了农场的主业。
乐田农场也是采用“宅配”的方式。因为还处在“有机”的转换期，又是新品牌，所以
价格比较便宜，一年2000元左右。
“我们是 “有机”与活动相结合。 ”潘涛说，不同季节会推出相应的亲子活动，如春天会教孩子们扎稻草人、夏天会摆出充气游泳池供孩子们嬉戏，在乐田农场里，会定期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俱乐部，会员家庭可以自行携带帐篷，如果一天玩不够，还可以在帐篷里过
夜，第二天继续。
【网上有机蔬菜“销路开”】
随着菜价上涨，原本高不可攀的有机蔬菜价格似乎也不那么“遥远”了。加上网络直销蔬果食物经常有一些“进口货”、“稀罕货”，从20xx年开始运营，目前网上最大的蔬菜
直销商“菜管家”，如今已经俨然成为了不少市民的第二选择。
“买菜网”要“放心”
菜市场的菜价稳中有涨，那被年轻白领所推崇的各种“买菜网”现在的情况如何呢？除了个别买菜网因为不堪菜价之高而被迫关闭，有几家还在正常运营中，类似于“菜管家”这
样的网站依旧十分“坚挺”。
“反正现在普通青菜都要比以前翻一番了，我就考虑上网看看有机蔬菜，价格贵一些但东西更放心一些。 ”在外企上班没时间逛菜场买菜的陈小姐说，自己在“菜管家”上花贵一些的价钱，得到的是比农贸市场里买的蔬菜要放心得多的质量，现在菜的价格在不断攀升，
这笔账“划得来”。
在“菜管家”上买菜的操作很简单，只要注册账号后开始挑选商品，将选定商品放进“购物车”，结账后确认发货地址就可以了。结账可以用“支付宝”或通过10多家网上银行在线支付，也可以货到付款，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传统的“菜篮子”方便。据介绍，下了订单后，
禽蛋肉菜一般隔日就能送进家门。
跟农庄会员不能点菜不同，“菜管家”可以任客户自选蔬菜，市民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配送的频率、种类、时间等。只不过，低于300元的订单要收取10元快递费。
记者也登录网站查询，发现200g/盒的 “彩虹农庄有机季节沙拉”定价为17元，考虑到种植是不添加农药的有机栽培，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来说应当是中规中矩；最近售出53件
的“有机迷你黄瓜”也是200g/盒，17元的价格不算非常“高端”。
送有机蔬菜“扎台型”
如今，在健康生活理念的主导下，申城市民过节又流行起了送生态米、有机菜、农家土禽等沉甸甸的“农”字号礼品。记者从上海“都市菜园”获悉，去年和前年，在春节前后10多天内，他们的“大菜礼”年货最多订出几千份，今年市场需求更是激增，达到2万多
份。
在郊区一些生产基地，新流行的农产品礼盒销售形势让农民喜不自禁。记者从松江区新浜镇一家合作社获悉，菜农将刚刚摘下来的广东菜心、紫甘蓝等新鲜蔬果运到了包装工作室，再进行精美的包装、贴标、装盒，之后迅速发货。基地负责人表示，仅“有机蔬菜食全食美礼盒”就被预订了四五千份，基地里种的蔬菜几乎被采收一空。 “年年有鱼”、有机草莓、
农家草鸡等礼盒也十分好销。
受欢迎的农产品还有一些是在菜场里比较难买到的土特产，像生态大米、特色水果、食
用菌、郊区土禽、舟山海鲜等，如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些健康时尚的 “有机
蔬菜”，也能“扎”一下“台型”。（记者 王楠 实习生 徐驰）
资本埋伏有机农业 多利农庄“开疆拓土”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多利农庄近期的几个举动，正在逐渐勾勒出这个有机蔬菜品牌商的下一步发展路径。
8月12日，多利农庄与上海崇明县人民政府签约，将在崇明打造一个占地1620亩的全国首家都市低碳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同时，多利农庄还宣布将在浙江省湖州市开发建设3000亩有机农业基地，包括2000亩种植基地和1000亩养殖基地。
就在此次签约的两天前，多利农庄还与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上市服务融资协议。公司目前正在洽谈第二轮融资，有望在9月完成。
与资本的结合，正在让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一步步扩张着自己的有机蔬菜版图，而资本对利润回报的要求，也迫使多利农庄必须迅速将商业模式复制到更大的地区范围。
商业模式难复制
张同贵有一份开疆拓土的规划。
除了目前的浦东大团镇、上海崇明县和浙江湖州，张同贵的眼光已经瞄准了四川、云南、福建等多个中国各地。而北京正是下一个确定的目标，张同贵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多利农庄下半年计划进入北京市场，建设体验基地和生产基地共2600亩。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也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现在四川、云南等地的基地尚未最终敲定，但年底前肯定可以实现万亩的规模，且都采用直营方式。
随着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地逐渐成形，张同贵最终将构建起一个超万亩的有机蔬菜基地。
不过，多利在规模上大举扩张的同时，但对目标市场的判断仍然还是京沪两地。即使是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基地，产出的产品也将会通过冷链运输到上海、北京。“如果能做好这两个市场，就完全能够满足多利农庄未来5~8年商业规划了。”郭海说。
从理论上讲，有机蔬菜的潜在市场很大。比如上海2000多万人，700万户家庭，只要有1%的比例经常性使用有机蔬菜，就是7万个家庭。而多利农庄现在只有7000个包括家庭和企业在内的会员，这就意味着未来可能还有10倍的增长空间。如果有机食品的消费种类还能够从蔬菜扩大到鸡蛋、肉禽甚至其他衍生品，潜在市场就更加不可想象。
但空白的市场并不意味着谁都能进入分一杯羹。
资金就是第一个门槛。
由于有机蔬菜生产基地的土、水等环境质量必须通过3年的监测并达标，而且从常规种植向有机种植需2年以上的转换期，因此感觉上成本不高的有机蔬菜种植，实际上恰恰是一个“烧钱”的产业。仅资金一项，就足以让这个商业模式难以在众多中小企业中复制。
就以多利农庄位于浦东的1750亩基地为例，迄今为止投入已经达到了2.5亿元。而据张同贵透露，多利农庄的崇明基地总投资预计也将达到2.5亿元，项目建设周期约2年，建成后年产有机蔬菜将达500万公斤。
目前尚不清楚多利到年底的“万亩”有机蔬菜基地计划共将投入多少资金。郭海告诉本报记者，因为农业的投入回收和工业差别很大，因此对于万亩有机蔬菜基地的操作，采用的方法就是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郭海说，虽然有机农业前期投入很厉害，但一旦开始运营后，只要适销对路，成本就会迅速摊薄。比如多利农庄的浦东基地，虽然2005到20xx年基本没有收入，都是亏损的，但20xx年商业化运作之后，已经实现了盈利。“借鉴浦东基地的经验，以后的这些基地还是会分步实施，滚动发展，希望尽早实现商业销售。”郭海说。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多利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也担当了显要角色。 据《中国企业家》报道称，多利农庄前后总共投资的2.5亿中，当地政府资金支持至少占了一半多，达1.3亿。比如20xx年、20xx年两年间，浦东基地所在地大团镇先后给多利农庄蔬菜大棚补贴费达6000万元，育苗基地费约3000万元。20xx年大团镇政府对多利农庄的资金支持则占到当年农庄资本投入的70%，达1225万元。
湖州市吴兴区政府副区长宋建方也告诉本报记者，多利农庄在湖州的基地，政府方面会负责周边道路、防洪设施、农田改造、排灌设施等的改善，大约每亩成本1万元。
在湖州市地方官员看来，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多利农庄在湖州的基地还会不断扩大。同时，通过引入多利农庄这个有机蔬菜的品牌企业，也可以为当地招来更多的相关企业，推动有机农业发展。
资本埋伏
向来嗅觉灵敏的资本，早就注意到了近年来这一新兴商业模式。
去年11月，多利农庄获得了青云创投1000万美元的首轮风险投资。郭海表示，这笔资金主要用于现有浦东1750亩基地的建设，以及崇明1620亩基地的拿地费用。目前，多利农庄正在洽谈第二轮融资，郭海强调，融资规模会明显大于首轮的1000万美元。
多利获取的这笔第二轮融资，超过一半会用于在全国各地继续买入合适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其余则用于物流、市场开拓等。
虽然和资本的融合动作频繁，但是郭海表示，目前没有上市时间表。张同贵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先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不要为了上市去做。多利农庄首轮投资人、青云创投合伙人李立伟也跟进表态，上市不是目的。
近年来，风投在农业上的投资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20xx年投资额尤其呈现爆发性增长。目前已经涉足中国农业的风投和私募包括红杉资本、青云创投、智基创投、鼎晖资本、九鼎投资、中科招商基金、优势资本、达晨创投等。 《投资者报》引用投中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xx年，私募股权机构投资于农业项目的金额仅为0.56亿美元，而20xx年，这个数字猛然增长至3.96亿美元，到了20xx年，其投资金额达14.89亿美元，这一年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前4年的总和。
与资本的热情相对应的，是整个市场的良好前景。中投顾问此前发布的《2010-20xx年中国有机食品市场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称，未来十年，中国有机农业生产面积以及产品生产年均增长20%~30%，在农产品生产面积中占有1%~1.5%的份额，达到1800万~2300万亩；中国将成为第四大有机食品消费大国，有机食品有望占到整个中国食品市场的1%~1.5%。
道杰资本从20xx年开始关注有机农业项目，该公司高级投资经理顾薇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此前看过不少有机农业项目，发现有机食品市场前景虽然很好，但是质量参差不齐，且有机认证混乱，企业可以花钱购买认证。所以有机蔬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应该是企业品牌的公信力，只有这样，才能从市场上争取到相应的份额。
但是，在市场上要找到符合资本需求的有机农业项目，并不容易。顾薇说，许多小的有机农业项目，因为不缺乏实力采用先进的管理来提升自己产业链的透明度，因此很难提升公信力。
多利农庄在上海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壹亩田，就构建了透明种植网络系统。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全天候地观看蔬菜种植、生长、收获的整个过程。同时壹亩田还有全国第一家农产品全程追溯系统，对生产者进行透明化管理。消费者则可以通过商品条码进行查询，追溯农产品的各项生产信息。
不过，资本最终要求的还是套利，利润以及退出的期限，在讲究效率的资本与节奏相对较缓的农业之间，或许会出现分歧。
郭海对此表示，多利农庄在选择投资者时，看重的不仅是投多少，估值多少，而更看重对方是否认同有机农业的节奏。“我们相信，有机行业的盈利模式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前后期的发展节奏上要有共识。”
资本方这一次也显示出了耐心，顾薇就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有机农业项目，道杰资本并没有硬性的短期退出要求，如果项目好，长期持有也没问题。“农业不是一下子能够爆发出来的，起码要有5~10年的耐心。”
风投爱上有机农业
这几天我连续接待了好几拨投资界的朋友，包括清科等，都是想来找我们投钱的。”正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略显疲惫地说。
近来“有机农业”成为最受风险投资领域关注的投资热点之一。由于现代人已经开始对食品的安全愈加重视，打着“优质、安全、生态、公平”旗帜的有机农产品消费潜力开始释放，风险投资商们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如果在三年前，你向一位风险投资商请教投资的热点，他一定会和你谈IT、互联网这种高科技的领域；而现在，他多半会和你谈论农业、餐饮和教育这种传统行业。”一位投资界的资深人士深有感触地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有机农业走俏京沪
据上海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介绍，3年前上海还只有五六家有机农场，但现在已增加到30多家，并且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个人投资正在纷纷涌入这个领域。
在上海，拥有风险投资背景的“海客乐”有机食品连锁专卖店，依靠来自三峰投资的一期资金2000万元已经在上海开出了15家专卖店，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彩虹农庄”正式开始营业，产自嘉定、青浦、金山等300多种沪郊特色农产品开始在网上热销。
而在北京，选择以节日礼品卡作为销售的突破口，成为有机农业走俏的捷径。张向东介绍，今年春节期间，正谷礼品卡的销售量激增，这一良好势头将延续至端午节。
正谷公司是一家小型规模的农业企业，注册资本为100万元，集有机农庄生产种植、电子商务服务为一身，先后在北京、山东、陕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选择了农场建立了有机蔬菜、水果、杂粮、禽蛋等生产基地，同时实行网上订购产品、采摘配送上门的服务方式。
由于有机农产品价格高于普通产品，通过普通的销售渠道不一定能够使消费者认可，而礼品消费则不同，人们往往愿意多花钱。而以此为突破口，将会使消费者感受到有机农产品的品质更好。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正谷选择礼品卡作为销售切入点，这反而起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
警惕炒作风潮
尽管被风投频频看好，但张向东指出，目前国内的有机农业还停留在概念炒作的水平上，由于产业链不完整，企业多半都要依靠“小而全”模式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之路。
一方面，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认识不足。许多商场超市等柜台在售的有机农产品种类、数量屈指可数，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消费显得相当谨慎；另一方面，对“有机农业”概念的认识也存在误区。
张向东曾把正谷公司种植的有机蔬菜作为礼物送给一个朋友，结果朋友认为“有机”就是不可分解的化学成分，给扔掉了。“许多消费者对‘有机’的理解停留在化学课本中，认为有机就是不可分解的C元素，但实际上这是翻译的一个误区，这个词汇的本质是指‘无化学成分、维护原有生态、安全优质’的意思，台湾地区将它翻译成‘生机农业’，反而更贴切。”正谷副总裁张建伟说。
“有机农业”在海外已是一种成熟的农业产业形态。“国外成熟的有机农业企业不会囊括全部的生产链条，而是专注于某一个环节，这样服务会更专业。而我们对有机农业的认识还不清晰，我们作为探索者，只能小而全，既要涉及农业种植，又要涉及服务配送，这样导致我们也不明确自己究竟在哪些领域更有价值，所以这些都是在吸引风投之前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张向东说。
社区支持有机农业 洗菜的时候发现了一条青虫，对于格外注重饮食安全的顾红梅，却成了令人高兴的事情，“说明没有使用农药”。
顾红梅现在不再看蔬菜里是否有虫了，每天早上8点，快递会准时为她送上有机蔬菜。
金领的“农夫梦想”
为顾红梅提供有机蔬菜的“一亩田”数字化有机农场，其创始人之一的张桓，两年前还是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年薪过百万的金领人士。经常听到周围的朋友关于买菜麻烦又不能保证安全的抱怨，令他产生了自己“种菜”的想法。20xx年末，张桓与他的EMBA同学邱建新等一起下海，开始了“当农夫”的创业旅程。
有机种植对土壤的品质要求很高，找到合适的土地，成为创业之初张桓等人最头疼的事情。“当时，差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土地，打算放弃了。”创始人之一的邱建新说。
南京国环有机食品咨询中心主任席运官告诉记者，类似蔬菜这样的一年生作物，有机种植需要至少2年的时间，作为土壤改良的“转换期”，而水果、茶叶等多年生作物的土壤改良“转换期”更长，一般需要3年以上。
不仅如此，土壤、水、空气都必须适应有机产品的生长。幸运的是，在有机专家的帮助下，20xx年末，张桓等人在崇明租到一块300多亩杂草丛生、已经荒芜了2年多的围垦滩
涂。
现在的上海蔬菜市场，无公害产品卖得最好，绿色产品次之，最后才是有机产品。
席运官介绍说，无公害和绿色产品种植无须经过土壤改良，允许使用少量农药、添加剂、化肥等化学物质，只要上述物质的残留量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均可称为无公害或绿色产品。而有机种植的要求则高得多。有机种植要求在种植过程中，绝对不能使用任何农药、添加剂、化肥等化学物质，也不能使用基因技术，同时还必须经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全过程的质量监控和审查。
“超市、卖场等流通渠道和场所，也会让消费者对真正的有机蔬菜产生误解。”一亩田的另一位创始人方明，曾任北京物美商业集团直营中心总经理。他以红萝卜为例，向记者解释，“超市销售的红萝卜，大都是又大又圆又齐整，其实真正有机种出来的红萝卜，个头并不是很大，形状也不规则，但是这正是符合自然生长规律的。” 信息透明是有机安全的核心 尽管通过了每年的双重有机认证（国家环境保护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下属的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OFDC认证、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认证），但张桓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真正安全、放心的有机蔬菜产品，其生产过程必须做到透明、可追溯。
为此，IT出身的张桓，也在管理中注入了许多新思路。例如，地块负责人手里拿的，不是镰刀、锄头，而是一台类似于手机的移动终端。它的作用是扫描田间的编号条码，利用IT科技对播种、施肥、浇灌、采摘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和操控，实现农业的标准化操作。一亩田的2000名会员和2万名常客只要打开网页，就可以通过商品条码查询到自己蔬菜的所有信息。
张桓表示，一亩田也借鉴了日本有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式。“日本的有机产品，在每个产品上面都有生产者的照片等信息，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信息透明度，也增加了生产者的责任感。”为防止卖场、渠道等流通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亩田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产品从田头直达消费者餐桌的直销模式，“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流通环节的安全，还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加价。”张桓说。
为了直接争取到社区客户，四位曾经的“金领”还放下身段，亲自带着自己的有机蔬菜产品到社区“练摊”，甚至经历过被物业管理人员“驱逐”的遭遇。在持续大半年的艰辛后，邱建新发现，“当会员数量达到1000名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客户开始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社区支援型农业
拥有一亩田地，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令人向往。但深耕其中的张桓等人却发现，这种最传统事业的实际运作，并非诗书形容的那样简单和惬意。
现在一亩田的员工，一部分是崇明当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像工厂招工那样，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有耕作经验的农民。令创业者最担心的，就是人力成本的问题。相对于一般种植而言，有机种植的人力成本更高，比如一般种植可以使用除草剂，但是有机种植的时候完全需要人工拔草。
此外，有机蔬菜配套产业的缺失，也是一亩田的软肋。席运官告诉记者：“生物制剂的成本很高，而由于有机农业厂商少，相关的植物性农药、生物防治等有机服务体系也很少。”产业不配套导致了有机蔬菜的生产成本高，成本高又导致了价格高，从而导致客户少，使得有机蔬菜的规模上不去，形成有机服务体系配套少、价格高的恶性循环。
在有机蔬菜发展得较为先进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大地宅配”公司就开始采用类似会员式的方式在东京生产销售有机蔬菜，目前已发展到72000个会员。这种“产消提携”的社区支援型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模式下，消费者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在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依靠这种模式被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