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概说

湖北省仙桃市彭场高级中学 熊红荣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典籍之多，研究者之众，是中国其它类别的传统文化无法比拟的。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因此，要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形态，从来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大体说来，儒家文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四个阶段，反映了儒家文化从发生、发展、鼎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儒家文化作一简单剖析。

一、儒家学说的基本范畴―――仁

（一）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1、仁者爱人―――仁学的核心

孔子认为“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宗旨；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这两方面构成了孔子仁学的主要内容。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爱人”是“仁”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孔子的“爱人”并不局限于血缘宗族的亲近关系，其范围从“亲亲”扩展到“泛爱”，由家族走向社会，使家族伦理转变成社会伦理。“仁者爱人”还包括“能恶人”的内容。孔子并不主张无原则地爱一切人，而是倡导“爱人”的同时也要“恶人”。他认为，只有具备仁德的仁人，才能够喜爱应该喜爱的人，厌恶那些可恶的人。行仁德的人厌恶不仁德的人，是为了让不仁德的东西不加在自己身上。孔子主张的以“仁”对待一切人的思想，奠定了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

2、孝悌―――为仁之本

孔子既讲“泛爱众”，又讲“笃于亲”，这说明孔子的“仁爱”是有先后、远近、厚薄、亲疏的有差别的爱，而不是平等之爱。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亲之爱是人类情感中最深厚的根源，离开了亲亲之爱、家族之爱，爱人的情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爱人之情本身就是爱亲之情的扩充和放大。孔子指出，在上位的人如果能用深厚的感情来对待其亲族，老百姓就会走向仁德。因此，他倡导青少年要“入则孝，出则悌”，即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德修养放在学业的首要位置，从小培养“孝悌”品德。少年时形成的性格就会像先天的性格一样，等长大成人后，自然就会移“孝”作“忠”，以事父母之心事君事上，由孝子变为忠臣。这样，从孝亲始，至忠君止，使封建社会得以长治久安。

3、忠恕―――为仁之道

在孔子那里，“忠”即“心”放于“中”，含有真心诚意、积极为人之意，包含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等一系列道德内容，以及由己及人，由父子及于君王以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多层次的、完整的道德范畴，是一种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的人生观，是一种有利于别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积极进取、无私无畏、与人为善的献身精神，是一种非常高尚的美德。

从消极方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我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的“恕”。“恕”是相对于做不到有利于别人的“忠”而讲的，它的起码要求是做到不要有害于别人。“恕”还有宽恕容人的意思，即孔子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一个人如果能行“恕”道，就可以做到无论在国还是在家都没有怨言。

由上可知，“忠”是一种积极的美德，“恕”是一种消极的、起码的美德。“恕”不同于“忠”，它不奢求对别人有利，只希望不要有害于别人就是了。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爱。

（二）以德治政与仁爱

孔子把自己关于仁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应用于政治领域，形成了德政、德化的伦理政治思想。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理国家，统治者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得到人民的拥护）崇尚暴力的统治者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而善于用道德教化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者最终会获得天下。他还指出：“道（音dǎo）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治法律来训导百姓，用严酷的刑罚来对待人民，他们只会暂时免于罪过，却不会有廉耻之心；而运用道德礼教的方法来引导人民，他们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服）

实行德政，孔子认为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修养。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事就是端正的意思，统治者自己带头垂范，哪个人敢乱来呢？）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事 1

情也行得通；统治者自身的行为不端正，纵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和服从。）由此可知，孔子把统治者自身能否“正”作为政治好坏的先决条件。实行德政，要提倡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这些浓厚的道德人治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影响深远。

实行德政，就必须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加强和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成为孔子仁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个人能否成为有仁德的人，关键在于能否以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仁”。他特别重视提高道德修养要靠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强调克己、修身的修养功夫，尤其是对那些居于上位的统治者。

（三）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

1、仁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1）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有利于形成互谅互让、互帮互助、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高尚的道德风尚。

（2）在以人治为传统的社会里，仁政的施行有利于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宁。

2、仁学思想的局限性

（1）仁学深深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这一抽象概念的同时，提出不主张爱一切人，把人分为上智与下愚几等，这就是孔子仁学的阶级性。后世的儒家又提出“爱有等差”和“达仁”的几种标准和类型，更是在仁学中装进了鲜明的等级和阶级的内容。

（2）仁学中的道德思想对人民大众有一些虚伪性和欺骗性：如果说在统治清明的时期，用“仁”的标准来要求人民重视内心修养还情有可原，那么在处于暴虐和黑暗的统治之中时，对人民的这种要求就是一种愚民和残民的行为。“仁”的思想是建立在民为邦本的思想基础上的，但民为邦本这种重民思想是以民为社稷之本、本固邦宁为思维导向的，民仅仅是君主专制和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不是国家的主人，民是被动的。民本思想虽提出尊重民意，重视民的作用，从而施仁政于民，但这种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和行政监督来保障其实行。

3、仁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继承和发扬儒家仁学思想的合理因素，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如我们提倡不损人利己，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达仁之道的提高与升华。

二、儒家学说的行为规范―――礼

（一）礼的发展进程

礼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行为规范。在传统中国，上至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冠婚丧祭，无不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成为社会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

原始的礼，十分简单，主要用于人与鬼神的关系上，其表现形式就是用食物来祭祀鬼神。西周时，统治者把礼的作用从祭祀的仪式上加以引申，扩大为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周礼是依照亲疏、贵贱、长幼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等级不同的礼仪的。周礼的内容十分庞杂，上至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送往迎来，几乎无所不包。周礼的特点在于用温情脉脉的血缘感情来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等级，把统治和服从的政治关系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属关系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强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证明了礼制是统治阶级所专有，而刑法是为被统治阶级而设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对周礼进行了改造。他认为礼崩乐坏的主要原因是“不仁”，于是把“仁”的道德内容注入到“礼”中。他指出，仁与不仁的标准与界限，在于是否合乎礼。在他看来，仁为质，是内在的道德感情和伦理思想；礼为用，是外在的道德和伦理行为的具体规范，仁高于礼。孔子纳仁入礼，就是将其创新的仁的观念，注入到礼的躯壳中，改变了旧礼中不仁的成分，树立起含仁的精神的新礼。仁与礼互为表里，仁要求把礼从外在形式转化为人的内在精神要求；礼则通过具体的制度设置，把仁的精神物化、规范化，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地。这样，仁与礼结合起来，转化成为一种伦理道德之礼。儒家主张用这种道德之礼来完成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社会秩序构建工作，这样才能培养出安顺的民众，即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礼的作用与影响

1、历史作用：

（1）礼所区分的社会差异强烈地体现了古代的礼仪道德，培育了人们的礼仪观念。中国先民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无不受到礼的濡染，也养成了时时讲礼、处处守礼的风尚。礼造就了中华礼仪之邦。

（2）在古代社会里，人人都必须约之以礼，行之以礼。任何人想要打乱这个和谐的统一体都是违礼的社会行为，都将受到礼的指责。这项原则把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个性心理都规范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秩序之中。礼成为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社会和国家的内向凝聚力，对中华民族不断克服分裂危机、形成大一统局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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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限性：

以礼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套道德评价体系，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行，“克己复礼”到了程朱理学就形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理论。这套说教，千百年来极大地桎梏了民族性格的自然发展，使人格萎缩，畏惧竞争，缺乏创造力。礼虽然培育了中华民族淳厚质朴的美德，但也使我们民族在心理上越来越趋向克己、知足、守旧。

3、现实意义：

吸收传统礼仪中重教化、讲道德的精华，摒弃旧礼中维护等级、束缚个性、不思进取的糟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一）内容

1、修身

儒家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并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修身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自省”和“慎独”法：“自省”就是自己在内心反省自己的言行，扫除邪恶不好的东西，保留善的东西。“慎独”是指一个人要谨慎从事，即使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不能做坏事，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自省”和“慎独”都强调了修养的自觉性，因而需要很大的毅力和长期的锻炼。否则，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将成为一句空话。

（2）“外求”法：“外求”就是借助于客观事物的帮助或影响来完成道德修养的过程。首先要选择修养的环境，因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思想改造的成败；其次是要做到“近师”，因为有师的引导会提高修养的水平。

（3）“苦养”法：“苦养”是指人们要顶住各种诱惑和压力，让身体和思想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磨难，陶冶自己，从而使思想得到净化，增强自己干事业的能力。“苦养”，从形式上看是同各种困苦作抗争，而实质上是同自己的思想弱点作抗争。只有经过困苦的考验，才能发现和改正自己思想的弱点，才能使自己的思想修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4）“格物致知”法：“格”是探究、穷尽，“物”是事物，“致”是推及、达到，“知”是认识。朱熹认为人心都有认识的能力，任何事物都含有理，一个人要想使自己的认识完全，就要在与事物接触时穷尽其理，从而使自己的修养达到完美的高度。

2、齐家

“齐家”，就是治理好家庭。儒家认为家与国是紧密相联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而齐家又必赖于修身，故“家之本在身”。由此，家庭道德建设被推置到了与国家天下休戚相关的位置。儒家指出，先国后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抛弃一己之家，“卫国”才能“全家”，“尽忠”方是大义。

儒家倡导家庭教育，特别是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为此，形成了一系列家庭礼仪，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封建社会的家礼是以儒家道德原则为指导思想，贯彻着儒家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夫贤妇随的基本精神，涉及的内容包括孝亲、悌弟、事夫、守节、治家、理财、婚嫁、丧葬等，事无巨细，均有规定。可以说，家礼是儒家伦理规范的具体表现，渗透着儒家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

3、治国平天下

当一个人身修家齐之后，就要积极入世，投身于仕途，辅弼君主，竭忠尽智，披肝沥胆，特别是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尤其应注重人事，兼济天下。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社会稳定；（2）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3）主张富国、富民、强兵；（4）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二）影响

1、历史作用：

（1）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对于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这种以修身齐家为基础的思想，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逐渐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对中国人的道德人格以及家庭伦理关系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2、局限性：

（1）家礼中大量充塞着一些维护封建道德秩序的糟粕，过分强调上尊下顺的宗法等级制， “顺”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培养出一种怯弱、驯服、畏惧的社会心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2）形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轻法律，重了悟、轻逻辑论证的文化传统。

3、现实意义：

继承和发扬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有利于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增强加快建设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感，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4

第二篇：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德治与法治在不同的角度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制史上，无论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还是“家庭本位，伦理法制”，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精髓。然而，与此同时，以“三纲五常”为主体的封建等级思想观念也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要想有彻底的改变，就必须要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等级制度。作为规范社会，维护其稳定的重要保障，法制更应如此。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专制 法制 儒家思想 封建等级制度

一．法治与德治

1．法治

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定，一定要有秩序规范。法律对人们行为起到了硬性约束的作用。一方面它保护了公民的正当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它有要求了公民履行其法定的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然，法律也不是孤立地、凭意想而产生的。它总是随着新的危机社会和他人的行为的产生而制定新的法律或法律条文。当人们违反法律时，便构成了犯罪或违法社会就要依据相关法律加以惩处。纯粹的法制就是这样来解决相关问题的。因此，法律总是永存的、发展的。即“他律”。

然而，在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法家所认可的法律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而制定的法律，而是所谓的“帝王工具”，是一种辅助君主治国，帮助其约束臣民，归顺教化的工具而已。“君主”们集立法、司法、行政与一身，而其本身并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的意志可以说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法律渊源。至于“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类的宣言，只不过当当口号喊几句罢了。

２．德治

单有法律的硬性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行为的评判，除了法与非法之外，还有是非、善恶、美丑、高下之分。这个社会究竟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些自然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或主要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的准绳，因为“道德是人们关于善恶、是非、正义与否等等的观点、原则和规范。”即“自律”。

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而“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来实现圣人统治。

古代中国的儒家主张“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并不是让那些神的带言人来统御天下。虽然统治者会把自己神化来巩固自己的位置，但是人民心中明白的是他也是人，注重的是他的德。

３．法治与德治

自古以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如果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则不利于国家统治，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安宁。

西周时就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主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圣贤孟子倡导治国必须“先德后刑，少用刑罚”，“为政以德”；汉武帝时期主张“德主刑辅”；唐代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思想……诸如此类，均取得了良好的治国效果。

相反，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人为地排斥德治，主张严刑酷法，导致人民起义，统治期短暂；三国时期东吴的“科条”体现“重刑主义”，施酷刑，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吴的灭亡。

因此可以说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仅仅在于“以法治国”是以法律制裁为首要任务，而

“以德治国”是以道德教化为首要任务。尽管任务不同，但是它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即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

二．儒家德治与封建专制

１．儒家思想维护了君主专制

长期“孔孟之道”的学习使“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古代中国广大人民心中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而又清晰分明的信条——忠君孝父。因此，在个人利益没有受到十分严重的侵害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其君其父说半个“不”字。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历次的农民起义无不是那些劳苦大众在走投无路之时的被迫反击，为他们的饭碗而战，而不是为阶级自由而战。所以，当农民起义胜利之后，他们的首领便立刻拖下布衣换上龙袍，继续着他们的专制统治，直到下一次起义的“改朝换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轮回。

正是因为人民大众缺乏自我独立的意识以及对待政治的消极态度，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一直持续了数千年之久，最终洋枪洋炮的到来才将它们打破。

２．儒家思想规范了君主的专制

我们国家的古代法律体系很容易造成当权者的肆意滥用，但是我们国家在大部分时期中还是繁荣稳定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滥用手中的权利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中国的进程还是滚滚的向前发展着的。

其实当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文献我们就会恍然大悟，是道德规范了他们，是礼教指导了他们的言行。中国皇帝的权利很大，但是他必须遵从全社会遵循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中国古代评定一个君主的好坏会用“德行”来概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老百姓第一看的就是他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原则。

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１．“明德慎罚”，灵活施刑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指导下，礼与刑开始结合为一体，进而又创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施用原则。这种注重德礼教化，慎用刑罚镇压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决定的刑事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我们现在对违章车辆及行人的处罚：如果交通法规过于宽泛，处罚过轻，就很有可能造成人人视其如儿戏的现象的出现；如果交通法规处罚上过于严厉，则很有可能造成大量交通肇事者逃逸的情况出现。

２．等级分明，“特权”法律化

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到“八议”、“官当”制度的出现，统治阶级的特权逐渐法律化、制度化，使一部分官僚贵族、黄亲国戚获得了国家法律之外的特权。此外，“亲亲得相守匿”、“准五服以治罪”等原则，更是按照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制定的。亦旨在维护上下、尊卑、贵贱、亲疏的社会等级秩序。 ３．德主刑辅，德行难分

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君主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

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 结束语：

随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进一步明确，古代中国的社会日趋稳定。

儒家的法律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经受了古代中国社会司法实践的考验。它从整个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出发，开创了完全不同的文明古国的法律体系，在世界法制史上谱写了一曲华美乐章

作为一名大学法律学生，如何传承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将其与当代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和立法成就相结合，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正是我们要完成并思考的首要任务。

以史为鉴，通过对法制史的学习，我看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规律与

延续。我们尽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法律人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