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这是一本明史
作者通过对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分析及历史人物的论述、点评，得出两个主要结论：
1、中国20xx年历史，民穷的根本原因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2、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统治阶层为了王朝的安全，也为了更好的统治，不愿让权于民。
书中重点描述的六个历史人物：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皇帝、两任首辅大臣、官员模范、抗倭名将、思想家，当然其中也不乏小人物。
《万历十五年》这部书如同其作者一样具有传奇色彩。早年黄仁宇辗转于求学，后从军跟随于郑洞国将军，后赴美研习历史，加入美国国籍。在人生的低谷时期潜心钻研，自成一家，用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作者的情感、经历、学识往往注定了一本书的价值取向。《万历十五年》从万历丁亥（1587）年间窥探到整个明朝，进而窥探到整个中华民族封建制度的兴衰之变，以对历史的新思想来诠释着封建帝国。
万历皇帝在位48年，即位时年仅八岁。正值天真烂漫的时候，却被无情的枷锁所深深套住。正如作者所言“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万历接受着儒家的正统思想，真切的认识到作为一个君王应该履行的职责。他没有快乐的童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文书，各种礼仪，用它作为皇帝的身份来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制度。封建社会的法制很不健全，而作为善恶的评价标准乃是道德，即文人所研读的四书五经中的“仁”“道”。而仅仅是依靠主观上的对错，无疑是带有浓重的唯心色彩，致使有些错误的做法一旦戴上“仁义”帽子，也顿时变得理所当然，高尚起来。法制的严重缺失也导致了许多忠臣被无辜参劾，甚至身败名裂，而对于百姓来说则是冤假错案，这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谈及万历时期，不得不提的是张居正。辅佐了隆庆、万历两位皇帝，生前可
谓权倾朝野。洪武皇帝朱元璋建国以来连杀三位宰相，从此则废除宰相一职，取而代之最高参谋权落在大学士们的身上。张居正出任首辅则相当宰相一职，但是后人多评价他言行不一。对待他人严厉，而自己却很宽松。但人物总要一分为二，两方面看待。张居正立志变法，提携优秀人才，制定新规等等，而对于其自己也收受贿赂，大敛钱财。但在张居中看来，他所做的一切理所当然，为国操劳理应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在张居正死后，反张派却大肆渲染，使张居正一家受到抄家、流放的制裁。朝廷的派系，各官员间的关系矛盾复杂，使很多案情被扭曲，皇帝也因而被混淆视听。派系的混乱也阻碍了政策的执行，各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不得已参加这场没有硝烟，没有终结的战争中。自洪武皇帝建国以来经过了两百多年的自我调整，到万历年间文官已发展成了自己集团，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而皇帝不过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况且万历是在众臣的眼下成长起来的，众臣自然不会让一个小孩子来决断，于是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年轻的皇帝也必然有自己的想法，而文官集团又企图控制皇帝的言行，加之立储风波，使万历皇帝丧失了耐心，他以消极怠工来和文官们抗衡，拒上早朝，在皇宫内呆了三十多年，可谓是一个传奇。
文官集团的现象是当时政治状况的一个缩影，此时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正如黄先生所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在这种统治也埋下了灭亡的种子。文官的绝对强势，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致使倭寇屡次侵犯，而结果却是众不敌寡。军队组织低能，装备落后，重文轻武使得江浙一带鸡犬不宁。戚继光组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把倭寇扫荡一光，以卓越的战绩被张居正提拔为大将军。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官集团不能容忍他人有损自己的利益，于是戚继光也难逃被参劾的命运。中上层文官所形成的集团的政治垄断无疑不是对社会的阻碍，所制定的一些制度也向他们倾斜。
万历年前的矛盾很多，皇帝与群臣之间的矛盾，官员之间的矛盾，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而归结起来则是封建制度下的矛盾。而与此同时，欧洲的葡萄牙的商船已经起航，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兴起，而中国则依然墨守成规，明朝也无不例外的进入了朝代更替的怪圈中。封建制度确立的同时，弊端也随之产生，而不同国家的封建制度又基于各国的思想文化。万历十五年，历史长河中普通的一
年，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明万历十五年的几件事情中，窥视出一个朝代兴亡的秘密。 第三页：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第六页：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做中国皇帝的标准服饰。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有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古代皇帝的早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所有环节都必须遵从礼仪。天未亮时大臣们就必须在宫门外等候。进入宫门后需要再广场整队，但凡有咳嗽，吐痰，步履不稳等失仪态官员，会被御史记录，听候参处。之后皇帝驾到，叩拜，各种仪式。早朝时皇帝需要对所有的问题和报告作出指示。 如果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早朝，那这肯定是一个成功的皇帝，至少在毅力方面是成功的。
第十四页：
司礼太监也不是那么好当的，10岁以前，聪明的孩子就要进入专门的学堂学和外面人家差不多的课程层层选拔考试当上以后要阅读奏折当时的折子 又臭又长而且多采用儒家经典看起来很费劲 分不清主次太监们经常工作到半夜第二天像皇帝汇报奏折的主要内容。
第十八页：
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 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第二十九页：
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 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 鼓动舆论,发扬士气, 揭发纠举的木的已经达到. 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第四十一页：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第四十四页：
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第四十九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的，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像学校
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冤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第五十五页：
多数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
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此德治的骨架、中枢便是朝廷中的文官。在本书55页左右，黄仁宇先生借申时行之口，一语点破朝政的关键：任何政见但凡想得以施行，必定倚赖文官的协同配合。政策的执行不“与全体文官的习性相扰”方能取得推行。
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决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武官在古时仅就指耍刀弄剑之人，并非现代所指的“技术人员”。我在阅读此处之时产生了很有趣的联想，那便是：古代由通晓经典的文人所治理的国家，在现代社会却已经由很多出身“技术人员”的人所领导。他们所学仅仅是技术型的知识，并且往往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抑或现代的意识形态等等文科学科不屑一顾。这导致了在政治建设中“没文化，好可怕”的问题的出现。在绝对高的地方，应该是那种具有宏观全局意识和思维的全才站在那里，而不是“深而精”的专才。当然，很多技术型的人才之所以能够不仅仅做技术，就是因为他有了充足的技术之外的底蕴。文武结合，才应该是一个管理者和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素质。 第六十六页：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第七十四页：
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
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第七十七页：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粹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况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家。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第八十四页：
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鹌鹑、獬豸等等标志和无数的礼仪磕头以及“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却用世纪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历史纪录留下的明君屈指可数。个人尊严可望实现个性发展，而帝国的制度又要求个性收缩，太多无所作为的皇帝埋在历史的黄沙中。在条条框框中有所突破建树，巧妙平衡各方势力，恩惠天下苍生，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隐忍。 第九十四页：
生居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供遵循，只能依靠道德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居闲以后，他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他自信他在执政期间的
所有措施均出于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问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非他个人力量所能左右。
第一百一十一页：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惟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 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第一百二十四页：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 “四书”的训示相符合。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尖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成为工，或为商。如
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第一百三十一页：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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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的确是中国古代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模范官僚：一方面，他恪守帝国法令的最高限度，无视一切潜规则；另一方面，他又将儒家传统道德伦理作为行政要诀。这样一个纯粹的法制和道德至上主义者，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帝国自然能博得清名，但同时，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帝国也只能被整个官僚体系所提防和排斥。
第一百五十四页：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第一百六十五页：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秘，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 第一百九十三页：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时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
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第二百零四页：
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十五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虽然他的《焚书》和《藏书》一印再印，然而作者意在把这些书作为经筵的讲章、取士的标准，则无疑是一个永远的幻梦。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当日李贽的不幸，又未必不是今天研究者的幸运。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尽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地了解当时思想界的苦闷。没有这些著作，我们无法揣测这苦闷的深度。此外，孔孟思想的影响，朱熹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贽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贽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二百五十一页：
残酷的处罚杨镐和他的继任，不公正地处置李如柏，不但大大损害了早已低落的士气，还对明朝官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身居显位的文武官僚如应对国家所受的巨大灾难负责，那就很难得到赦免，至于以什么内容指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