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尹虹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不厚的书，作者没有写整个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只是截取了其中短短的一年，写了这一年中有深远影响的几个名垂青史的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

万历：《万历十五年》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这位万历皇帝，这是他的朝代，这是他当皇帝的第十五年。他是被大多数人所鄙夷的荒唐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三十年不上朝，不承担应有的责任。可是细究根源会发现，他之所以这样也有着他的无可奈何。

登位之初，他就得到了德高望重的张居正教导和辅佐，处处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他也时时这么要求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人臣只是对他要求严苛，而对于自己却十分放纵，顿时，他的道德楷模坍塌了，对张居正的信任也一落千丈。

虽为天下之主，万历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大臣势力，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木偶，处处受限制，动不动就被大臣们搬出来的祖宗法制和先贤道德压制，而他自己又缺乏迂回斗争的技巧和耐心，也不懂得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无奈的方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他用这种负气的方式与他的大臣们做斗争，最后是两败俱伤，为王朝的颠覆埋下了隐患。

申时行：作为万历十五年的首辅，申时行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皇帝看来，他是群臣之首；在大臣看来，他是皇帝的心腹，这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角色，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应对着。

他既要否定有恩于他的张居正的所做所为，又要想尽办法报答恩人的知遇之恩；他既要让皇帝相信他的忠诚，以此获得皇帝的信任，从而使政令得以实行，又要让大臣们相信他的耿直，敢于劝诫皇帝，为了祖制和道德敢于奋勇抗争，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总是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徘徊于各种矛盾中，让各种势力达到平衡，但是有时也会事与愿违，两面不讨好，给人留下太过圆滑、老成持重之感。 他所追求的办事原则是处置得当而不生事端，所以他时时防范于未然，不急功近利，处处顺势而为，隐忍内敛，足见他的韬略和城府。他有着清醒的现实感，适应当下所处的环境，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有取胜的把握，绝不以卵击石、缘木求鱼。

他在任期间，慧眼识才、知人善用、任人唯贤，竭力保全国家的人才，巩固了国之根本，实乃帝国之大幸。他是帝师，又广收门徒，因为他深知道德习惯和人事手腕是在无法改变的体制下最有可能操控的统治手法，而师生关系则是人事关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既可推心置腹又可管带教辅。

尽管他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但是依然难抵众口铄金，被迫辞任首辅，闲居在家，寄情于诗赋。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时，又怎能真正忘却那些曾经的往事？他会为自己申辩，为自己鸣不平，但是命运使然，徒留伤感而已。

戚继光：他是一代抗倭名将，战功赫赫，彪炳史册。在文官集团掌管朝政的明朝，作为一名武将，要想做出点成绩，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得到了一代权相张居正的赏识和提拔，张居正力排众

议，全力支持他的军事理想，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有了后勤资源的有力保障，戚继光在他的军事舞台上长袖善舞、独领风骚，将他的军事理想付诸实践，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战绩，保全了国家的颜面，维护了百姓的安宁。

他不是好高骛远之人，在武将处处受制约的现实环境中，他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只要在可以做的范围内，他就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做到至矣尽矣。

和申时行一样，戚继光亦知在顽固的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做好的事情，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他笼络财富，报答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居正；他千金散尽，结交各方权势。他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他去世时所剩无几的资产就可看出，他只是用钱来完成他的军事理想，铺平他的梦想之路。

然而命运弄人，当张居正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一代将星只能卸甲归田，终此老矣，令人扼腕！

海瑞：我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青天，受万人爱戴，与包拯齐名。作者在书中则无情地指出他是一个道德的怪胎，一个迂腐的守制者。

他严格地按照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廉洁奉公，体恤民情。但是在一个缺乏法律而仅仅只是靠道德维系的社会里，他的死板让他很难突破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他看不到时代发展的趋势，他不是一个改革者，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维护者。他维护从小所学的鸿儒圣贤，维护先帝的法制，甚至维护很多不合时宜的弊端，例如重新启用洪武年间剥皮填草的酷刑来整治贪污。

海瑞是万历年间的道德偶像，但是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乎其微，他是人性中的一个例外，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仰，但很难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因为他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求是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满足的，而不是一味地克己复礼，墨守成规，待在原地踏步。这样的人眼光非常狭隘，无法做出一番事业，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张居正：他是万历年间甚至是整个大明朝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早已去世，而且以往的功绩被全盘否定，此时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十恶不赦之人，与他在位时的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容貌英俊，重用人才，洞悉社会发展的禁锢，力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整顿官场和社会的秩序。以他当时在朝中的地位和太后皇帝对他的信任，他也许真的可以顶住各方压力、只手换天，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运不济，正当他可以大展鸿图之时，却驾鹤西游，留下了身前身后事待与人评说。

当活人斗不过时，死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他身前所得罪之人在他去世后纷纷站出来，各种有的没的罪名尽情罗织，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而他最终的失败还是源自于失去了皇帝对他的信任，这一方面是他的宿敌群起而攻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严于待帝，宽于待己的结果。他要求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可是他自己却骄奢淫逸、独断乾纲，当这样的事实摆在皇帝面前时，不由得他不对这位夕日推崇有加的肱骨之臣失望至极、愤恨至极。于是一时间张居正便从天堂坠入地狱，从无限风光变为祸及子孙，如果他地下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如果张居正能够多活几年，那么他所主张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说不定是可以顶住压力推行下去的。这些措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不识时务地抬出祖宗家法、圣贤之言，这些措施较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商业的发展。

如果历史真的可以改写的话，那么明朝的资本主义或许可以有所发展，也许历史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有太多未知和可能，然而历史没有给张居正这个机会。

李贽：他反对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在当时是绝对的叛逆。明朝的开国皇帝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格外重视儒家经典思想，以此为立国之本，四书五经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是莘莘学子们穷尽毕生而需要研习的书，以此而形成的八股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所形成的影响和禁锢颇为深远。

中国明朝的知识分子从小就被迫浸染在儒家先贤的思想中，世代相传，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理，是他们言行的操守和准则，信奉它，进可居庙堂之高，退可为众人师表，是当时社会无法动摇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大部分读书人从小所读的书是一样的，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形成的道德观是一样的，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方便了皇权的思想控制，但也约束了社会深度发展的可能性。

在这样强大的思想统治下，任何有悖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李贽就是这么一位异教徒。他反对儒家思想，提倡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功利主义，重视商业，强调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他的这些思想有着时代的先进性，但是他要反抗的思想体系过于强大，他的奋斗如同以卵击石，而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坚固、那么有说服力，很难大范围地影响很多人，他最终作为不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异类被关了起来，结局是自杀身亡。

他的出现摇下了儒家正统思想这棵大树的几片叶子，但没有撼动它的根基。可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在如此强大的思想统治下，还是有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试图打破那些金科玉律，攻破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壁垒。李贽有他的先见，也有他自身的约束，他不完美，但他却是一个开始，一个先行者。

万历十五年仅仅是明朝两百多年历史中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明王朝国运的走势却是影响深远的。作者处处强调他的大历史观，把事情放到上下几百年的维度中去看，不计较一时的利弊得失，更客观地看到一件事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时，我们会多一份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才能为当下做出更明智的抉择。

第二篇：往 事 并 不 如 烟-读《万历十五年》有感(石明丹)

往 事 并 不 如 烟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作者：石明丹）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

“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凡能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回首往事，

往事其实如烟。

一直记得，在高中学习历史的时候，那种郁闷的感觉：看不懂古代史，那是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千年轮回史；最讨厌近现代史，那是不堪回首的充满了屈辱、血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史；总爱读共和国革命史，那是扬眉吐气的洋溢着激情和自豪的民族复兴史。

这是读史人的悲哀，也是写史人的悲哀。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读史人的悲哀，很大程度上是由写史人造成的。古代的史官们，总给历史的发展贴上“道德”的标签；当代的某些专家教授们则喜欢以民主的名义去鄙视祖先──“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

作为一个同样出身旧中国的学者，黄仁宇能突破“道德”、“民主”的桎梏去理解古人，实属难能可贵。一本《万历十五年》，不到三百页，几万字，

不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几个人，读来漫不经心，稀松平常；读罢顿觉叙事宏大，目光长远。

把一段历史放在前后数百年的视野下，从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去研究，这就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诚如其所描述：黄河两岸易耕种的纤细黄土提供了生存资源——土地；黄河有灌溉功能却又时常泛滥；沿海吹来的季侯风，催生出一条以黄河为中心由中国东北向西南延伸的“15英寸雨线”，线之北边雨量极少，其游牧文明时刻觊觎着线之南边因年均至少15英寸降雨量而形成的农耕文明【2】。

几千年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管理体制，有效的管理人和土地以实现温饱，并展开治水和国防以实现可持续的温饱。

在张居正面前，是一条前人铺好的路：秦王朝创建的以皇权为枢纽的中央集权式管理体制，有效整合黄河两岸的人力、土地资源——“实现温饱”；同时在整个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利，并在“15英寸雨线”抵挡住游牧民族的入侵——“实现可持续的温饱”。

所以，身为内阁首辅并代行皇权的他只需发起改良：围绕着“土地”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量变”。

从战国和秦的授田，到汉、魏的屯田，从汉武帝抑制强宗豪右，到西晋武帝的占田制，直至北魏和唐成熟的均田制，多次改良的成功令张居正似乎忘了王莽、王安石的殷鉴。他踏着前辈的足迹，雄心勃勃的强制丈量土地并推行“一条鞭法”。他成功了！作为区区二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他丝毫不逊色于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王莽享有“天下劝进”尚且改制失败，刘秀以其九五之尊依旧“度田”不成——他实现了那些声名卓著的前辈们毕生想做而没有

做到的事，孰料所为最终仍不脱王安石的下场；死后被夺职抄家的命运，也使他成为了历史上仅次于商秧的悲剧人物。

失败，只因改良触碰了地主（官僚）阶级的核心利益：土地。面对以宰相为首的地主（官僚）们，皇权往往通过变革土地制度及相关的经济生活去限制地主，通过改进行政制度和选官制度去压制相权，通过控制文化教育和考试内容去钳制地主（官僚），于是冲突就在“皇权”与“相权”之间展开。

年轻的万历皇帝早已心力交瘁，从册立淑嫔郑氏为皇贵妃开始，历经立储之争、福王赐田之议。有明一代，由于相权的废除，皇权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地主（官僚）阶级难以从行政上对皇权产生影响，于是冲突主要表现为礼仪宗法、立储甚至朝会等细枝末节。万历皇帝既不能像英明神武的太祖、成祖皇帝那样驾驭群臣，又做不到似他的叔祖正德皇帝那样戏耍群臣，他甚至发现在当初批判他的老师张居正时自己竟充当了群臣的工具！

皇帝作为皇权的拥有者其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要代表地主（官僚）阶级的利益，又要保护农民阶级及其土地。进退维谷的朱翊钧终于心灰意冷，便只好学祖父嘉靖皇帝那样回避群臣，躲在深宫，只是凭借宦官、锦衣卫遥控军国大事，确保中央集权式管理体制不要停止运转罢了。

他也许尚未参透：儒家思想只是皇权控制地主的工具，法家思想才是皇权正统的意识形态。秦朝因为全面贯彻法家思想而成功，汉武帝“外儒内法”，实际上是用——董仲舒参照法家思想改造过的——新儒家思想钳制地主（官僚）阶级，其后历经南北朝的冷落、隋唐的复兴，至两宋为盛，明太祖则把选官标准彻底限定在了儒家经典里，地主（官僚）们也就永远的被禁锢在“忠孝仁礼”当中。

海瑞就是一个按照皇权意志塑造出来的典型地主（官僚）。出生于海南岛小地主家庭的他，既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别人。从公元1550年中举开始，

海瑞就一刻也没让他的上司和同僚“安生”过。本来嘛，地主（官僚）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按照儒家圣人那样去要求自己：那些圣训至理都是教刁民、蒙皇帝的，可不敢当真。

在皇权与地主的斗争中，海瑞固然充当过地主们的工具，比如他在嘉靖四十五年的那次家喻户晓的死谏。但终其一生，他更多的则是站在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对立面。海瑞出狱时天下翘首，八个月后被迫去职时却是千夫所指。显然，他不见容于地主（官僚）阶级，连当年被他痛骂的嘉靖皇帝尚且留他一命，万历皇帝也宽待他：“（海瑞）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赣，朕已优容”【3】，可恨那些号称孔门的信徒们居然容不下一个“清官”！

公元1587年，“海青天”逝于任上，地主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这位正二品南京右都御史大人的遗物只有粗布帏帐和破旧竹器。

这无关紧要的1587年——王安石不会想到，他梦寐以求的“方田均税”在五百年后依然骂声一片；朱元璋不会想到，自己的子孙竟被地主（官僚）束缚得几十年不上朝；张居正更不会想到：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农民阶级便开始用暴力打击横亘在皇权与农民之间的地主（官僚）阶级，以血肉之躯重新打通与皇权的直接联系。

谁都不会想到：大约四百年后，一帮被唤作“赤匪”的人，打倒了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了全新的中央集权式管理体制，并率领农民军在“三八线”这条新的海洋游牧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的分界线上击败了十七国联军！

这帮人的首领叫作毛泽东，这种新的管理体制的名字叫作“人民当家作主”。

──是伟大的农民阶级暴力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促使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伟大飞跃！

一册读毕，已闻鸡鸣。伏台搁笔，掩卷沉思。

回首往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不是思考者写的，不是胜利者写的，更不是圣人写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回首往事，我们终于懂得：只有深刻理解现在，才能正确认识过去；只有认真总结过去，才能永远展望未来。

回首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xx年10月第1版。

【2】详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华书局，20xx年10月第1版，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xx年5月第1

版，第165页，转引《神宗实录》第3218页。

作者：石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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