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报告：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财产

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xx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xx年为0.55，20xx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报告分析，从全国分布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如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如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已有少部分家庭已经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如享乐型）。城乡消费模式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相比之下，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其享乐型、稳妥型家庭明显多于农村。

房产仍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房产是我国城镇家庭财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城镇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80%左右，这与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密切相关；在农村，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在60%左右，低于城镇家庭，主要原因是农村住房以自建自住为主，土地成本很低，房产价格较低。在宏观层次上，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房产占家庭财产的比例越高。在家庭层次上，收入越高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越高；家庭总资产越多的家庭，房产占家庭财产比例的中位数也越高。如果以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压力，与农村相比，我国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高，住房负担较重。在城镇家庭中，家庭主事者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家庭房价收入比最高，而处于职业和收入地位较高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其家庭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住房负担相对较小。此外，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显著地高于不存在住房困难的城镇家庭。 家庭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相比20xx年，20xx年的家庭医疗支出绝对值升高，但医疗负担（即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有所减轻。经济发展水平与医疗支出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家庭人均医疗支出越高，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医疗消费能力更强、投入更多；但同时，这些省份的家庭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却较低，说明这些地区医疗负担相对较轻。城乡家庭的医疗支出与负担差异较大。城镇家庭在人均医疗支出、住院费用上均高于农村家庭，但在家庭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费用、住院自付比例上均低于农村家庭。

报告分析，从家庭特征上看，与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比重、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住院自付比例更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其医疗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最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负担影响家庭的生活水平。医疗支出比重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医疗负担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其严重，与家中无人住院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住院会使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发生率的上升更为明显，由此增加其致贫的可能性。

家庭资产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呈中等偏上，主观本地社会地位呈中等偏下。家庭资产（如住房及汽车的拥有）对个人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影响显著；独立于家庭资产之外，个人收入水平也影响着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收入水平比客观收入水平更重要：无论客观上富有与否，对个人收入地位主观评价更高的人（即主观上认为自己富有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也越高。高收入人群的评价标准较高，这可能部分导致对其主观收入的总体评价水平偏低，并且与他们的实际客观收入相关性不高。除个人收入外，家庭相对收入高的人群其生活满意度及主观社会地位较高，且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影响力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力。

据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学者谢宇教授介绍，综合来看，《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展现了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中国家庭的财富在迅速积累，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的变化日新月异，家庭经营与自雇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它也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中国——城镇与农村、不同区域在房产、消费模式、医疗资源投入上的差异仍非常显著。体制内与体制外家庭在财富水平、财富的增长幅度、消费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它还展现了一个逐渐改善和调整的中国——住房困难、医疗负担问题在逐渐改善。 谢宇介绍，财富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而且财富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即可能出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关注和深入研究财富不平等问题。 更多热点>>精彩推荐

第二篇：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收入分配

深度调查robe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收入分配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文

80.China Civil EntrepreneurGetty Images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程度的上升、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逐渐瓦解等。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社会变迁，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时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通过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该报告对当前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20xx年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表

1)

本刊选登《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的“收入分配”篇，供读者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增长趋势、不平等程度和变化状况，以及影响中国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程度的社会机制，也希望为顶层设计者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特别供稿。

收入的比重较小。

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84433元，而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辽宁为41668元，即平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一年的收入约为辽宁家庭的2倍。但如果考虑到上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话，实际收入的差异会更低一些。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各地差异也很大。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礼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的工作场所逐渐从家庭转向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组织，如企业或事业单位。所以，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或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低。表1中各地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最低，仅为5.5%；甘肃家庭的比重最高，为32.5%。但从工资性收入上看，各地均已超过50%。

此外，各地家庭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差异也很大：上海最高，为24.9%；甘肃最低，为7.5%。转移性收入的多少一方面与各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转移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因此它也与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关。

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的特点

最近20年，伴随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1-20xx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可支配年收入从1700.6元增长到21809.8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年纯收入从708.6元增长到6977.3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2.1%。而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1、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大，工资成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

20xx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45665元，中位数为32414元。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56.1%；其次是经营性收入，为26.6%；再次是转移性收入，为12.0%；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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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甘肃在老龄化程度上不及上海严重，社会福利水平也不及上海。因此，反映在数字上，甘肃的转移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会明显低于上海。

我们用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3033元，中位数为8984元。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

2、家庭收入城乡差异明显

在城乡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比较上，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

低。由于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明显向城市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家庭。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城镇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都不高。20xx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xx年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2.7%，农村家庭为2.3%。由此可见，即使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不高。

3、工作单位的性质成为影响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原因

数据进一步表明，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的性质影响了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我们将下列性质的单位定义为“体制内”：(1)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2)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院／科研院所，(3)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家中只要有一人在体制内工作，该户家庭即视为有人在体制内工作。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家中是否有人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工资性收入差别（表2）

在体制内工作是导致人均工资性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全国来看，有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14758元，中位数为10667元：无人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值为9292元，中位数为6667元，由此可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工资性收入差异很大。分城乡来看，这种差异在城镇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工作单位的性质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考虑到体制内的工作福利更好的话，这种由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会更大。这种差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优秀人才流向私有部门或自主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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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报考公务员佐证了这一点。

4、家庭收入结构随收入水平不同而变化从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有很大差异。

首先，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低收入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农村，这说明低收入家庭仍依赖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从另一面说明进城务工是农村家庭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城镇，这可能反映出一些自身能力不足、不能在正式工作单位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要通过小本经营维持家庭生计。

其次，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在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所占的比重也有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我们将转移性收入进一步细分为3类：第一类为各种政府和社会补助，如低保、救济金等；第二类为养老金；第三类为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我们从对这三类转移性收入的具体描述中发现，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政府和社会补助类的转移性收入在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重较高，这说明这些补助和救济是低收入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养老金的比重在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在城镇家庭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农村，这说明城镇老人和高收入家庭的老人的养老金更多，社会福利更好，这当中涉及的社会公平问题值得关注。另外，住房拆迁款和征地补偿金的比重也在高收入家庭中最高，从中我们推测，可能存在一些家庭通过近些年来的征地或住房拆迁等政府行为迅速致富。

5、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家庭

就全国来看，家庭收入的均值增长了28%，中位数增长了29%，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在两年之间增长了26%。我们发现，无论是按总收入还是按人均收入计算，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均比城镇更快，两年之间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了34%-35%，城镇家庭增长了22%。农村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与劳动力短缺有关。在2010-20xx年期间，农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意味着城乡差距缩小，有助于降低整体的收入差距。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处在全球较高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增长很快，但研究表明，家庭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Cini coefficient)仅为0.3；到90年代中期，该系数达到0.45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20xx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近十年来的高峰，约为0.491。据此估计，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或贫富分化）已在全球范围内处在较高水平，且明显高于同等GDP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不仅客观指数如此显示，人们的主观感受也是如此。在CFPS20xx年对全国居民的主观态度调查中，贫富差距已经明显超过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房价上涨、就业等社会问题，成为受访者认为的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家庭收入的绝对均等，但当收入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的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还会限制教育投入、增加暴力犯罪、危害政治稳定、损害人们健康等等，所以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非常值得警惕。1、家庭收入两级分化，阶层固化现象严重调查发现，贫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极大，最高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最低收入分位数上家庭的收入水平。以20xx年为例，农村最高5%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27000元，而农村最低5%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900元，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实现家庭收入的绝对均等，但当收入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的不平等则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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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家庭人均收大水平相差30倍。在城镇，最高5%收入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高达42000元，而最低5%收人家庭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仅为1200元，两极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差35倍。

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在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上，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全部家庭总收入的占有量也呈现出极大的分化。我们看到，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城乡，在20xx年，收入最低10%的家庭的收入累计只占所有家庭总收入不到1%，而收入最高5%的家庭的收入却约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总体来看，一方面，两年间无论城乡，中间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这将有助于缩小中间阶层与富裕阶层（如最

20xx年和20xx年收入不平等汇总指标及其变化（表3）

高10%）的收入差距，有利于降低社会总体的不平等程度。但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如最低10%）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其他收入阶层，其结果是低收入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阶层，这会加剧社会两极的贫富分化。

从全国来看，约有45%的最低收入家庭、30%的中低收入家庭、31%的中高收入家庭和53%的最高收入家庭其20xx年的相对收入

20xx年城乡家庭纯收入水平和结构

与20xx年保持不变。在这两年之中，家庭相

对收入位置保持不变的比例都最高。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最低25%和最高25%家庭的收入保持相对不变的比例比其他两组更高，这说明穷人面临着贫困陷阱，而富人阶层也出现固化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阶层的流动性很小。这些结论在分城乡统计时依然成立。

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

此外，分城乡来看，农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其收入改善的比例高于城镇家庭，而与此同时，农村最高收入家庭收入恶化的比例也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保持相对收入地位的比例比城镇家庭低。总之，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呈现出更大的收入变动，城镇

注：“基尼系数1”根据家庭纯收入计算，“基尼系数2”根据人均家庭纯收入并用家庭人口数加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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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不平等格局，尤其是富人阶层，呈现出更而言，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较高。强的固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城乡家庭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明显低于南非、纳米比收入的构成差异有关。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亚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但是已经超过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城镇家庭，而经营性阿根廷，仅略低于巴西。所以总体来说，中收入受外界影响较大，在不同的年份会有较大的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收入不平等将会波动；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是中国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比重要低于城镇家庭，也就是说，城镇家庭享有相比收入不均，两级分化的问题可能更加严更多的社会福利与保障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重，从90/10比率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贫证了城镇家庭收入的相对稳定性。富差距水平已经大大超过美国。

2、全国基尼系数略有下降，城乡内部收入分3、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化大改革三十余年，中国的贫富分化加剧、

除了收入分位数外，衡量收入不平等还可收入不平等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目前以使用基尼系数和90/10比率(90/10 income 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趋势仍存争议。inequality ratio)等汇总指标。基尼系数是根据洛对收入不平等的走向，我们的分析呈现伦茨曲线得到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取出一幅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是在大的经济增值范围在0-1之问，0表示收入绝对平等，1 表长环境下家庭收入普遍增长，尤其是农村家示收入绝对不平等。90/10比率是指收入排次在庭，其收入增长的速度已高于城镇，城乡收90%的家庭和10%的家庭的收入水平之比，其体入差距虽依然明显，但已经呈现出正在下降现的是收入两极的差异程度。的趋势，这是可喜的现象，这一差距的缩小

表3展示了20xx年和20xx年全国、城镇、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提农村的基尼系数和90/10比率。20xx年全国的高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各收入基尼系数为0.49，农村为0.50，城镇为0.48。阶层收入增长并不一致，中高收入阶层的收也就是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化也非入增长最快，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仍较常大。以前的文献大多关注城乡的差别，对城乡缓或没有增长。如果低收入阶层不能同等地内部的收入差距关注不够。从全国看，根据家庭在经济增长中获益，那么收入差距势必扩大。纯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1”）从2010这一现象在城镇地区更令人担忧：在普遍收到20xx年略有降低，但分城乡来看，该基尼系入提高的环境下，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却数几乎没有变化。90/10比率显示，20xx年收入没有太大的改善。同时，相比农村家庭，城排名在全国90%的家庭的收入是排名在10%家庭镇的收入不平等格局表现出更强的固化倾向，的13倍，该倍数在农村样本中为12.4倍，城镇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比例和样本中为12.1倍。无论就全国还是分城乡来看，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比例都比农村90/10比率在这两年间均有所上升，这说明两年低，这说明改变收入不平等在城镇更难。据此，间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我们认为，在如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3到0.36不仅要关注城乡差距，还要关注城乡内部各之间，美国较高，为0.45。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阶层的差距。展中国家，但无论是基于CFPS计算出来的基尼事实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最理想，也系数，还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均已经大大高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是让低收入阶层从经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亚洲国家当中，发展中获益更多，从这个角度看，降低收入日本20xx年基尼系数为0.38．韩国20xx年为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缩小贫富差距，中国依0.42，印度20xx年为0.37，都比中国低。相比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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