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逐浪
——写在《史记》读后
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长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它或奔腾澎湃，或波澜不惊。发源自蛮荒的远古，流过茫茫大漠，也流过千里沃野，奔流向视野不可及的天际之外。历史这条长河，消融了无数日月星辰的光辉，折射出两岸风景变换的悲喜。无数的或壮烈或平庸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每到险要的转折，长河总能泛起夺目的浪花。那是风雷激荡的年代先民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放射的光彩。回溯这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随水流浮沉，感受这有生命的江河蕴藏的无穷力量，总能使试图体验它的人感叹民族的伟大精神所在。《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是这么一部让人惊异的为历史长河树立的大传。
《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作者司马迁生于今陕西省韩城市，十岁开始读古文，二十岁就是一个很有才情的青年学者了。他从二十岁开始到各地游学考察，前后十几年间，向南到过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曲阜和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寻访文化遗址，收集历史资料，向社会向人民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之后司马迁又去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游历。在这之后其父司马谈病危，司马迁含泪接受了父亲一定要写完一本博古通今的历史书的遗愿。他准备三十多年，写作十二个春秋，终于完成了这部集古今文化大成，贯中华三千年历史的通史巨著。后世仿效其体例和实录精神，断代为史发展成系列国史，称正史。五十二万字的皇皇巨著，司马迁不仅完成了父亲修订史书的遗愿，也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精神。
《史记》首先让我们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各尽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与一炉而加以融汇贯通的气派，是前无古人的。而且我们还能从中发现让我们激动的思想闪光：表现进步的民族观，进步的经济思想，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它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比起其史学成就，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的文学成就。司马迁惯于在生动的故事中叙事，叙述富有戏剧性和悲剧情怀，而且有极强的实录精神。
读过《史记》的多个篇章之后，我能发现，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后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
西汉末的辞赋家杨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史记》叙事的中心是人。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是有偏爱的。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
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而正是这种浪漫的诗人气质，使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也正是这种性格，使我们叹服《史记》恢弘绚烂的文采。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另外，《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或许是自身的命运使然，司马迁更钟情于写悲剧人物，所写大大小小悲剧人物多大120多个。《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司马迁用如椽大笔书写他们有价值的业绩，为正义讴歌，为侠士呐喊，为失败的英雄流泪，为不屈不挠的人们助威。让我们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中，更加坚定对美和善的追求。
本纪、世家、列传三种《史记》中主要体例以前常被我理解成帝王——本纪，诸侯——世家，人臣——列传。在读过《史记》多个篇章，理解司马迁著史的初衷与宏旨之后，我明白了，本纪写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主宰着时代车轮的方向。本纪是《史记》的大纲；风云人物也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改变世界的事业，在他们身边的许多英雄豪杰便被写入世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建设时代的宏伟大厦耕耘着的不平凡的小人物，他们被写入列传。这就是为什么项羽最终失败却被写入本纪，孔子一生奔走呼号，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也被写入世家的原因。《史记》的体例构成了完整的系统，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纠缠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它能完整的表现一个时代的纵深，再现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对于这一部《史记》，我以前常常不把他当做十分严谨的历史书。它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那些几乎没有可信度。另外，受时代的限制，司马迁也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而现在，我意识到，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人文精神的源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却是真，是无数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因此尧舜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我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
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
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是我读过《史记》之后最重要的体会。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史记》，完美地做到了。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两千年前，中国有个“骨头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敢于为一位同自己素无来往、遭人诬陷为“汉奸”的李将军打抱不平，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在我看来，他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
说起《史记》，就不能不说虽不在它篇章之内却比任一篇章更显重要的《报任安书》。
高中时我拜读过《报任安书》全文，它对我的震撼无以言表。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背得烂熟。
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听闻消息后大怒，大臣们则纷纷落井下石。看样子，李陵是注定要落下个卖国求荣的罪名了。可是，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认定李陵当时是出于苦战无果后的无奈之举。但，司马迁为了还这个完全称不上是朋友的人的清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震怒的汉武帝要将司马迁判以死刑，司马迁经过人生价值的考量，请求改判，忍受巨大耻辱接受了宫刑。在这篇与朋友的书信中，司马迁将自己的心声吐露无遗。在满腔悲愤中，有意志力对命运的抗衡，有摆脱无奈之后的冷静抉择。那个时代对待生死是什么态度？“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司马迁要承受的是多大的耻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是什么让司马迁做出生死抉择？“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就连李陵与匈奴苦战的描写都如此惊心动魄：“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透过两千多年历史烟云，我们仍然可以看清，司马迁和李陵一样是铮铮铁汉！
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推心置腹，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无怪《史记》的字里行间总透出一股不可折服的气势，可以使怯者立、弱者强！《史记》是用生命写完的啊！
现在，我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长河数千年从未断流而庆幸，试想人类历史上多少文明都淹没在戈壁黄沙中，唯独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霜，百川汇海，生生不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无法开释的“生死情结”一直在维系着中华的国脉和邦本。在《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一部分里，司马迁道出了中华民族生死情结的完
美注解：危急时刻，为了家国天下，死者慷慨从容，生者自强不息、忍辱负重；赵氏孤儿不仅是一个家族复兴的希望，更是一种信念不灭的传承，一句“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结语，抒写了史学大师纵贯千古的良苦用心。法国文豪伏尔泰把它改编成戏剧时借成吉思汗说：“他们没有征伐的武功，却依靠道德统一天下。”歌德也曾评论说中国作品中有“结了晶的人性”。这同西方“生存或是死亡”的价值抉择一样震撼着人类的灵魂。而司马迁自己，也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
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物灿若星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惧个人荣辱得失，开启政治改革先河；道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力图挽大厦于将倾；国家将倾覆的时刻，抗清名将史可法写下了“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的感人诗句。
为什么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历史，就是那里面记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不灭的传承和历代祖先们生与死的辉煌。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说过：“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可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是中华千古史家一脉相承的灵魂。而创立了史学传统的司马迁，自然是居功至伟。一部《史记》，培育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融入到了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理解了为什么鲁迅会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长河浩荡源流远，奔流到海不复回。回溯这条有生命的河流，感受先民血脉奔流的动力。我感到体内一股豪气在运转回旋，身为华夏儿女，我们也要将自己的生命汇入到这条生生不息的长河之中。
第二篇：史记读书笔记
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最后有：
《史记》读书笔记之一：美德的弊端
太史公说：“夏朝的政治奉行忠厚，忠厚的弊端，是使百姓粗野缺乏礼节，所以殷朝承续夏政而奉行恭谨。恭谨的弊端，是使百姓相信鬼神。所以周朝承续殷政而奉行礼仪。礼仪的弊端，是使百姓讲究文饰而情薄不诚信，所以解救不诚信的弊端莫若奉行忠厚。??” 读了这段，我才发现“忠厚”、“恭敬”、“礼仪”这些传统美德也有弊端： 忠厚的人诚信，却容易莽撞，丧失理智。
恭敬的人谦逊，却往往沉默，逆来顺受。
讲礼仪的人礼貌，却渐渐虚伪，文过饰非。
那讲诚信的人呢？诚信的人真实却不现实。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史记》读书笔记之二：可爱的孝文帝
《史记》读书笔记之二：可爱的孝文帝
孝文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武帝的爷爷。我说他可爱，是因为他本不是“天子”，却作了“天子”，作了“天子”却没有“天子”的“样子”。
《史记》之《孝文本纪》我还只看了三分之一，先把我所看了的，他的开明之处列出来，至于他的生平我下次补上：
废除了“连坐”的法律，所谓“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获罪。
废除了“诽谤”和“妖言”的罪名，鼓励臣民“进献善言”。
孝文帝是高祖刘邦排行中间的儿子。高祖逝世后，吕氏家族的人企图发动叛乱，被朝廷重臣所覆灭。最后大臣们谋划召还是代王的刘恒入长安并拥立他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孝文帝语录：
“刑法竟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不能康复，这是多么痛楚而不讲求恩德的作法，这怎么能符合为民父母的主旨呢！应当废除肉刑。”
“??我听说凡是天下万物若有萌出，没有哪一种会没有死亡的。死是天地间的规律，物质的自然属性，有什么值得那么悲哀呢？当今这个时代，世人都喜欢生而厌恶死，厚葬死者以致使生者家业破亡，注重丧事而伤害生计，我很不赞成这样做。??应当对天下官吏、平民发布命令，令到以后只用三日为我举行丧礼，全都免除其余的服孝规定。不要禁止民间取妻嫁女，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和饮酒食肉。凡是应当参加丧礼的人，都不要光着脚。??布告天下，是天下人都知晓我的心愿。霸陵一带的山水保持它的原貌，不要有所改变。后宫中把夫人以下至少使全都遣送回家。??”
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刘启即位。称为孝景帝。
孝景帝在他的诏书中说道：“ ??孝文帝君临天下，疏通关隘桥梁，远近没有区别歧视。废除诽谤之罪，取消割毁肢体肌肤的肉刑，赏赐年长的老人，收养抚恤孤独，以次养育众生，他抑减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接受臣子的贡献，不私自谋求利益。犯罪人的妻子不受牵连，不妄杀无罪之人。取消宫刑，放出后宫的美女，慎重地对待割绝人情伦理及父子相继的事??”
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这一句话中需要作出解释的是，“荆蛮”、“句吴”。【索隐】：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司马贞的解释很有道理，荆是楚国或是楚地的旧称，是地名。蛮也称作闽，是南方各民族的通称，同时蛮也称作越，都是民族的称呼。那么“荆蛮”说的是在荆地域内生活的南方越族的一支。
“自号句吴”句吴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应该是国家的名称， 而裴骃【集解】：宋忠曰：“句吴，
太伯始所居地名。”说明当时句吴是太伯以及他的部族最终定居的地方，后来以句吴这个地方就作为部族发展之后的国家名称。到底历史真实是如何的，下面历代史学家为此进行过一番争论。
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而注引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氏见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之文，遂弥缝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义。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吴地记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
如果依照颜师古的解释句吴不是地名，宋忠则从《史记》中得出地名的解释。而句吴从历代文献中并无记载，而当时也没有称作句吴的城邑留存。那么要探究其真，只有从吴下手，吴从什么时候有了明确的称呼，裴骃【集解】：“吴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太伯以前并没有吴的称号，当时中原华夏族称这里的民族为越、荆、荆蛮、闽等等。而当地民族自称句或是其它。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待考证。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司马迁则一句说的是太伯带着部族的老少来到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定居下来之后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同，逐步融合，并有大批当地民族的人加入。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千余家，没家三口统计的话，则有三千多人加入了太伯的部落。那是什么吸引当地民族的，笔者认为，中原农耕文化是主要的诱因。因为太伯时的百越民族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过着简单的渔猎生活，基本的生存都很难满足。而这是太伯部落的到来，不仅是大量人口的迁徙，更重要的是中原农耕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大大提高生产力的水平。这才是归之千余家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