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完整全文,共58页,汽车人必备)

时间:2024.3.23

《2013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完整全文

开放合作是汽车产业的必然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是关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研究性年度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联合编著。自20xx年首次出版以来,三方通力协作,结合每年的热点话题,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五年。报告凭借其深入的调研、详实的数据和全面深入的分析,成为汽车产业的权威学术著作,深得汽车行业管理部门、企业决策部门、企业战略研究机构、中外投资者及业界媒体的关注。和讯汽车将为您带来全程跟踪报道。以下为报告全文:

一、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发展

(一)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合作是无论先发、后发国家发展汽车产业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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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产业是全球化特征最显著的产业之一,目前已经形成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性生产、销售、采购和研发体系

汽车产业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产业之一,汽车产业链的全球性配置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具体表现为大型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实现投资、开发、生产、采购和销售的优化配置,以适应不同地区的独特环境和市场偏好。此外,产业链中重要的生产和研发环节,不再局限于汽车厂商的母国范围内,而是立足于全球平台进行布局。例如,过去跨国公司在本国建立研发机构进行产品开发,对于目标国市场采取移植产品的方式进行生产性投资,而现在则采取将产业链各个环节和资源在全球市场进行配置。汽车产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从过去主要立足于依赖本国的市场和资源,转向利用全球性市场和资源,进而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开放竞争战略。汽车产业全球化直接后果之一是推动了大规模的跨国兼并重组,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全球性跨国公司。二战后到19xx年,全球大汽车企业集团从50多家减少到30家左右。19xx年以来,由于全球汽车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跨国汽车集团通过相互之间的收购、兼并、控股和参股等联合和重组方式,已减少到目前不到10大汽车企业集团。

汽车产业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形成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性生产、销售、采购和研发体系。从生产的角度看,20xx年,大众、丰田和通用三大汽车公司在本国生产汽车 2

815.2万辆,仅占自身总产量2437万辆的三分之一,海外生产的比重越来越高;从销售的角度看,世界汽车出口量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0%左右,海外销售的分量越辣越重;从采购的角度看,各大汽车跨国公司的自制率普遍在30%左右,整车制造企业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将通用零部件的开发、制造、装配工作外包给零部件供应商,而自己仅掌握几种关键性零部件的制造;从研发的角度看,全球范围内汽车技术扩散、转移和利用速度大幅度提高,当地人才和市场的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的研发中心越来越多,汽车设计和研发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推动了跨国界、大规模的企业重组,扩大了合资合作的幅度和深度,企业集团之间的股权交叉、相互合作明显增多。

2、汽车先发国家从兼并重组转向跨国战略联盟,合资合作呈现“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汽车先发国家汽车企业开始认识到,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的发展战略开始从以竞争为基础转变为以价值创造为基础,强调“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总体来看,汽车先发国家的合资合作呈现三种形式:一是跨国兼并重组,是指通过取得其它企业的所有权并控制其经营资源实现企业增长,典型的案例如通 3

用收购莲花、萨博、悍马,福特收购捷豹和沃尔沃轿车,大众收购斯柯达、布加迪、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戴姆勒-奔驰并购克莱斯勒;二是跨国合资经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共同出资建立企业,如大众巴西、通用中国;三是跨国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以上的独立公司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合作,如丰田和宝马、福特和丰田、通用和标致-雪铁龙、标致-雪铁龙和宝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的战略联盟。

发达国家之间汽车产业的合资合作发展到当前阶段,更多体现为以技术开发、成本控制和业务共享为中心的战略联盟,而不是单纯以资本为中心的兼并重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通用汽车被迫卖掉很多当年收购过来的汽车股份或资产,包括早期的菲亚特、五十铃、富士重工和铃木,近期的萨博、欧宝;福特汽车在卖掉当年收购的路虎和捷豹后,又卖掉了沃尔沃;戴姆勒集团亏本卖出当年重金收购的克莱斯勒品牌。不难发现,在乘用车领域以资本为中心的跨国并购鲜有成功的案例。而雷诺-日产以整而不合、联合采购、平台共享、市场互助为主要特征的联盟形态合作模式经受住了全球竞争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证明比直接并购合二为一的整合运营模式更可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领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战略联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合资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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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后起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自主发展的努力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经全面转向开放式发展模式

汽车后发国家汽车产业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完全开放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和自主发展模式。完全开放模式也称依附型发展模式,发展汽车产业的出发点是以国家总体经济增长为目标,不追求建立民族汽车工业体系和发展自主品牌,将汽车产业定位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地区制造商角色,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纷纷成立福特、通用、大众等跨国公司控制的独资公司;自由竞争模式是以社会自发性发展和政府不过多干预为基本特征。以印度为例,其政府对汽车产业的态度是扶持国内企业,但不排斥外资,让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在相对比较公平的制度下竞争;自主发展模式以强调国家自主发展和政府引导为基本特征,政府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强调建立独立自主的汽车工业体系和自主品牌开发能力,严格市场准入,限制外国资本,以培育本国汽车工业。俄罗斯曾经试图选择自主发展模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限制外国资金或技术的投入,力推自主品牌。 对于汽车后发国家来说,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多种因素。巴西之所以出现外资独大的局面与其政府的产业政策直接相关。数十年来,在巴西政府投资管理政策中,除了在核能、医疗、农村土地所有权、国内航线和航天军工工业、巴西经营银行和保险(放心保)业等外国投资者不能独资以外,其他领域的外商投资不必 5

经政府批准。墨西哥采取完全开放式的汽车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因为其跟美国是邻国,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加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为其打开了出口美国的方便之门。印度汽车产业对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态度主要经过了五次转变,从最开始的严格限制,到合资限制股权,再到开放允许独资,再到大力引资,逐步对跨国企业开放市场。在外资企业强大的竞争压力面前,印度能够避免走完全开放的依附之路,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在于政府尽量创造有利于印度汽车的发展环境。例如,对以外资为主的独资公司或外资控股公司,征收所得税的税率为70%,而以印资为主的公司,征收所得税的税率为55%。如今的塔塔公司已经在印度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也成为了印度汽车自主品牌的骄傲。俄罗斯汽车产业起步时选择了自主发展道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对跨国公司从封闭到合作,再转向自主保护,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最终放弃对自主品牌保护,对外资企业完全放开,俄罗斯的自主品牌企业逐步被跨国企业所掌握。

合资合作推动了中国汽车的壮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的全面深入发展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

1、1978~19xx年:中外汽车企业探索开展合资合作的阶段 19xx年,中国汽车产品结构以中型载货车为主,呈现“缺重少轻,轿车几乎空白”的状况,全国轿车加上越野车年产量不 6

过5000辆,闭门造车多年的中国汽车业,与全球汽车业在观念、管理、技术、产品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我国政府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转变发展思路,允许部分国内汽车企业以各种方式引进国外汽车公司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资金。19xx年,中国政府正式把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并确定了发展轿车工业要“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原则,中国在轿车生产方面走上以合资引进技术的道路。一汽、上汽、二汽等大型汽车集团也都认为与外资加强合作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应通过与跨国汽车公司之间的合资合作获得在国内汽车工业中的主动权,同时利用外国公司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在此背景下,少数外国资本与国有资本开始有选择、有限度地嫁接,美国汽车公司、大众、五十铃、标致、雪铁龙等跨国汽车企业相继进入中国汽车工业领域。19xx年,上海大众引进的第一款车桑塔纳大获成功,带动了我国汽车行业的对外合资合作。

这一时期中外汽车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的主要项目有:19xx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成立“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外方股比占31.35%;19xx年1,中德合资组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中德双方投资比例均为50%;19xx年,19xx年,中法合资建立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其中广州汽车厂持股46%,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股20%,法国标致汽车公司持股22%,巴黎国民银行持股4%;19xx年,一汽与德国大众合资组建一汽-大众公司,一汽集团公司占60%的股份,德国大众康采恩集团占40% 7

的股份(其中,德国大众公司占20%的股份,奥迪公司占10%的股份,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占10%的股份);19xx年,二汽与法国雪铁龙公司按照70%和30%的投资比例合资组建神龙汽车公司等等。上述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建设基本上采用了“交钥匙”(turn-in key)工程,由外方提供成套技术、工艺流程、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合资企业内部尽管成立了相应的工程技术部门,但也仅限于从事辅助性的工艺匹配、设备调校、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非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在技术部门内部,中外合资双方的关系是外方主导下的“传帮带”,即少数外方技术人员提供知识和技术指导,中方技术人员进行学习和消化。 2、1993~20xx年:中外汽车企业合资合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19xx年,我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汽车工业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但同时规定合资企业中中方股份比例不能低于50%。伴随着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中国市场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跨国汽车公司纷纷与国有汽车企业组建合资企业,掀起了合资热潮,世界汽车工业6+3格局中的6大跨国集团和3家实力型企业,还有意大利菲亚特集团、韩国现代集团等通过合资先后进入了中国。这一时期中外汽车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的主要项目有:19xx年成立的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三江雷诺公司;19xx年成立的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 8

司;19xx年成立的天津华利汽车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亚星-奔驰汽车公司;19xx年成立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19xx年成立的江苏悦达起亚汽车公司;20xx年成立的风神汽车有限公司;20xx年成立的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等。

从产品和技术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逐步向国外市场靠拢,引进的车型和技术平台已经是具有一定国际水平的、成熟的中级车型和技术。合资企业的技术研发部门不再局限于扮演工程技术中心的角色,而开始为适应中国市场需要进行一系列重要的适应性开发和局部改进。相比第一阶段而言,这一阶段的中方技术人员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项目开发过程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本地技术专家团队;了解和熟悉了汽车开发的流程和管理经验,初步形成独立的产品定义——工程设计——工程验证——生产制造——后市场服务的技术能力;逐步形成属于合资企业自己的独特优势,并逐步具有整合国内国际资源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在研发方向、整车和平台设计、研发流程设计、基础数据库、开发软件、国产化认证、平台设计、核心部件设计等方面,外方仍然牢牢地掌握着主导权,中方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密切相关的适应性开发方面,尚不具备独立的整车开发能力,合资企业的技术来源依然存在明显的对外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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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xx年以来:中外汽车企业合资合作进入深化发展阶段 20xx年,中国加入WTO是推动汽车产业合资合作深入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根据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在20xx年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取消了外汇平衡、国产化比例和出口实绩要求等与世贸组织规则相悖的内容。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除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外,各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在用地、利润、税收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客观地说,外资在这一阶段享受的待遇大大超过国内其他企业,这也是合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外方合作伙伴而言,如果说前期主要是通过转移成熟车型来抢占中国市场的话,那么自中国加入WTO后,跨国汽车巨头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更多的是着眼于它们的全球战略,将中国作为它们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进行全面合作、全方位进入、全系列生产,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

20xx年以来,大众、通用、丰田、日产、福特、现代、本田等公司在中国均实行了积极的扩张计划,主要项目有:长安汽车(000625,股吧)与福特汽车公司、马自达汽车公司开展合资合作;一汽与丰田开展全面合作;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与宝马集团合资组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北汽与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合资组建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与戴 10

-克集团对北京吉普有限公司进行重组并扩大投资;东风与日产汽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东风汽车(600006,股吧)有限公司;东风汽车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组建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合资组建广汽丰田;长安汽车和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合资组建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和戴姆勒股份公司合资组建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等。

在这一阶段的合资合作过程中,由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内资民营汽车企业的发展,迫使跨国汽车公司不仅采取增加投资、建立生产厂和更多地设立营销网络等三种合资合作的初等方式,同时也采取设立产品开发中心、转移企业区域总部等合资合作的高等方式。合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开始真正由技术支持和适应性开发为主,向全球研发中心转变,研发投入力度加大,研发活动开始向纵深发展,同时开始逐步涉足底盘与动力总成、整车集成、平台设计、试验认证、电子系统开发等领域。受合资公司中方公司自身技术能力的限制,在产品发展方向上合资外方掌握着主动权和决策权,但伴随着中方技术水平的提升,在研发重点和方向上开始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具有了一定的配套认证能力。

合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作为后发国家,合资合作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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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资合作对我国汽车产业做大规模、形成体系的影响 在我国汽车产业开展合资合作之后,伴随着汽车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地位不断加强。从工业总产值看,1990~20xx年间,汽车工业总产值从492.6亿元迅速增加到33155.2亿元,提高66倍有余;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从2.1%提高至4.3%。从工业增加值看,1990~20xx年间,汽车工业增加值从120.5亿元迅速增加到7451.7亿元,提高60倍有余;占全国GDP的比重也从0.65%提高至1.60%。1997~20xx年间,我国汽车年产量占全球比重从不足3%迅速提高到22.90%,平均每年提高1.33个百分点;同期内,全球汽车年产量共增加3102.42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增加对全球汽车增量的贡献达到57.02%。

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开展合资合作之前,我国轿车主要依赖进口,而国内生产受制于行政指令基本只有“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开展合资合作之后,轿车市场的竞争更加充分,产业集中度处于下降趋势。19xx年前三家位车企业的市场占有率CR3达到77.55%,20xx年前三位轿车企业占有率CR3仅为29.03%。与之相对照,商用车领域合资合作项目明显少于乘用车,市场集中度明显高于乘用车。19xx年,我国重型汽车的CR3为96%;中型载货车CR2为96%;轻型载货车CR5为68.9%;在微型载货车CR2为81.4%。通过对比,一方面,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改进, 12

另一方面,大量与不同国家的乘用车合资项目造成产业体系分割,集中度下降,导致体系整合的低效率。因为各合资合作整车企业在零部件采购方面仍存在相对比较封闭的情况,国内零部件企业相对分散、市场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持续至今。此外,由于合资合作乘用车企业在零部件采购方面通常更照顾本体系的零部件企业,而国内零部件企业很难进入其采购体系,最终导致国内零部件企业在乘用车关键零部件的市场占有率明显偏低。

2、合资合作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品牌的影响 开展合资合作之后,合资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20xx年达到115.12亿元,相当于20xx年研发投入总额的5.3倍,占到20xx年全行业研发投入的1/4。20多年来,伴随众多汽车合资企业发展,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跨国企业都在中国设有研发机构,这些机构有些设在合资企业内部(上海大众研发中心,广州本田研发中心,神龙汽车技术中心等),有些则以合资(如上海泛亚)或者独资(如丰田汽车在中国设立的技术中心或研发中心)方式独立设立。合资汽车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对我国汽车企业发展有明显的技术溢出贡献。合资企业管理理念和产品开发推动了国内汽车企业技术进步。随着人才和知识的合理流动,许多合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研发人员回归国内汽车集团技术中心,或担任要职或负责自主品牌产品开发。跨国汽车公司的研发对推动我国汽车发展能力成绩显著,主要表现在:我国缩短了技术上与国 13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初步掌握了轿车制造技术,发展了大批优秀零部件企业,提升了我国汽车研发链条的整体水平,为我国汽车自主品牌发展奠定了产业链基础。另一方面,合资合作也造成了合资企业对外方母公司严重的技术依赖,并间接导致中方企业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严重缺失。

开展合资合作之后,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随之出现明显下降,这和普遍的认识有所不同。在乘用车领域,19xx年全国共生产轿车5418辆,不足部分只能依赖进口,当年进口轿车19570辆,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仅为21.68%。在1981~19xx年间,我国共进口轿车351042辆(含CKD散装件),相当于同期国内轿车产量165910辆的2.1倍,考虑到国内生产轿车的主体依然是外资品牌,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甚至不足20%。与之相比,20xx年自主品牌轿车市场占有率达到近年来的新高30.89%。但在品牌溢价方面,自主品牌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比较明显,由于我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品牌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在技术和性能水平等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20%甚至更高的品牌溢价。比较乘用车领域自主品牌发展和商用车领域自主品牌发展可以发现,乘用车特别是轿车领域的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明显低于商用车领域。在商用车领域,我国自主品牌商用车得益于5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加之产品贴近市场、适应国情、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市场占有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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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资合作对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有国际竞争力的整车产品出口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主要体现。只有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定的出口份额,才意味着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同时也是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业强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汽车产品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整车出口数量和金额均有明显提高。20xx年,中国出口量突破100万辆,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但和中国汽车总产销2000万辆的规模相比,中国汽车出口只占国内产销量不到5%,这一比例不但远远落后德国(75%的产量用于出口),日本(50%的产量用于出口),甚至落后巴西、印度等新兴汽车产业国家。从国际化视角来看,中国汽车的出口额只占全球汽车贸易金融的2%,而且主要是低端市场,说明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发展任重道远。从出口企业的构成来看,民营企业占据主要份额。合资企业受合资协议的约束,对产品出口有严格的限制,对中国整车出口贡献不大。

合资合作事实上是一种对外开放,在我国汽车产业中更好地引入了竞争,而竞争通常都能够有效改善消费者福利。自我国汽车产业开展合资合作以来,汽车产品选择越来越丰富,产品质量越来越可靠,产品价格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售后服务体系也 15

越来越完善,都极大地改善了消费者福利。1978~20xx年间,我国轿车年产量增长了4100多倍。在产量增长的同时,消费者在购买轿车时也拥有了更多选择,几乎能够接触到全球主要汽车品牌的所有车型而不是仅有富康、夏利、捷达、桑塔纳等少数车型,消费者的选择权利得到了极大扩展。而且,汽车价格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在竞争加剧、规模经济、本地化生产和营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年来汽车价格基本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时捷达等基本款轿车都需要十几万元,而如今则只需几万元,一些基本款轿车甚至已经降至3万元以下。此外,汽车售后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在政策环境、制度建设、服务理念、网点建设、人员素质等方方面面都让消费者拥有了更好体验。 中国汽车产业面临新的挑战 (四)全球化新形势下,汽车产业合资合作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1、从国际环境看,新兴国家的崛起、模块化生产方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改变了合资合作的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汽车市场的重心逐渐由传统发达国家市场向日益活跃的新兴国家市场转移。截至20xx年,新兴市场汽车产量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份额已接近二分之一。四大老牌汽车强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市场份额萎缩,20xx年四大汽车强国汽车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0%,20xx年市场份额已经降至 16

30%。金融危机后,经过全球汽车产品和资本市场的一轮洗牌,传统的北美、日本汽车集团实力有所衰退,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系汽车集团进一步壮大,韩系力量加快发展并挤进世界汽车主力阵容,新兴市场汽车公司开始崛起并登上世界竞争的舞台。在此背景下,世界汽车制造中心、运营中心和研发中心的布局也会渐次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和印度低成本研发人才优势开始显现,在部分领域(如中低端车型)可能会形成较高水平的研发能力,如果借助收购的国际品牌和先进技术,新兴国家的本土企业(如印度的塔塔)也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汽车企业。因此,美国和欧洲通过再工业化战略重点推动汽车设计开发、核心部件及模块研发等高附加值业务向本国集中的同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汽车制造中心也将通过研发资源的重组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

为了应对全球化对产业规模大幅提高的挑战,各大跨国公司普遍采用平台共享战略,借助通用零部件更大规模的生产,摊销不断增多的车型数量和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而导致的高昂开发成本。模块化生产方式是在汽车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把汽车零部件及总成按其在汽车上的功能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完整的功能单元,以供总装厂简单快捷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多样化情况进行总装。定制化生产是把消费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以提高汽车厂商对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反应时间。平台化、模块化和定制化生产方式深化了汽车产业的分工协作,使跨国公司 17

强化对全球生产体系控制的同时,也给了新兴国家企业更多参与竞争的空间和机会。模块化生产的优势在于,新产品可以在零部件企业当中分散地开发与生产,大幅度降低了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成本,汽车产业后发国家可以采取基于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这对于后发国家企业是十分有利的。面对新的全球化分工形势,汽车产业后发国家既可以选择做模块供应商,也可以利用模块产品的中间市场组织生产整车产品,通过在新的模块化生产方式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独特的整车或零部件开发及生产体系,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谋求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的压力下,发达国家针对各种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力度不断加大。世界主要汽车厂商如通用、大众、丰田、雷诺-日产等均加大对电动汽车的研发力度。目前全球电动汽车产业尚面临着诸多的发展瓶颈,其中的技术瓶颈主要体现在电池技术和电机驱动系统两方面。解决技术瓶颈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进行技术研发,但是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研发与以往有明显不同。一是时间快慢成为研发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技术的领先者能够获得竞争的主动权和领先者的高回报;二是多条技术路线决定了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三是电动汽车技术瓶颈的突破需要传统汽车制造商与电子和电器制造商进行跨行业利益协作。以上三点决定了,电动汽车研发比以往更加自觉地运用战略联盟的形式。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参与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不仅仅取 18

决于汽车产业本身的实力,而且取决于包括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新能源汽车的逐步产业化会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同时也会显著改变合资合作的范围和方式。

2、从国内环境看,市场增速趋缓、自主品牌遇到困难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对合资合作态势产生了新的影响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合资合作进入稳定阶段。但在中国汽车市场增速放缓的趋势下,推动中外双方合资合作的可交换价值正在减少,合资合作的内在动力机制正在酝酿变化。对于中方来说,合资合作的初衷在于利用自身的大国市场优势,通过鼓励跨国公司之间的积极竞争,加快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技术转移、改进管理、降低成本和创新产品,从中低级别家用车起步,分阶段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过渡。但目前来看,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利用合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获取技术,不过是一种被动的技术引进方式,不能满足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需要。而且随着我国汽车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相对于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势差逐渐缩小,技术引进特别是我们最需要的关键技术引进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困难将越来越大,合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与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对于外方来说,建立合资合作企业的最根本目的还是获取中国汽车市场份额,随着中国市场需求增速的放 19

缓,外方企业合资合作的动力也在下降。

按照形成过程,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内骨干汽车企业集团成立的自主品牌汽车子公司,如上海汽车乘用车公司、一汽轿车(000800,股吧)、北汽股份有限公司、广汽乘用车等;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自主创新模式的汽车企业,如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三是合资企业的自主品牌。如广汽本田的“理念”、东风日产的“启辰”以及上海通用五菱的“宝骏”等。目前来看,第一二类自主品牌开发能力弱,新产品推出明显落后于国外大公司。而合资自主品牌产品一般定位较低,主要追求性价比,不可避免地和现有自主品牌形成竞争。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跨国车企将更多产能布局到中国,加剧了国内汽车产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产品尽管市场上已经能够三分天下占其一,然而可以凭借的国内市场和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减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自主品牌汽车品牌力弱、技术储备不足、规模经济性不强的弱点暴露无遗。但另一方面,自主品牌汽车适应本土化、国内政策支持和依托国内制造业整体实力的优势仍然存在,并且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后全球汽车业重组的机会获取国际资源来充实壮大自己。20xx年吉利收购了福特控股的沃尔沃汽车,标志着中国资本向全球汽车产业反向融合的开始。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行业重组,以及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使得全球汽车产业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能源汽车代表汽 20

车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开发新的动力技术将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开放合作模式。在主要跨国汽车集团纷纷通过战略联盟的形式寻找同行业和跨行业技术合作伙伴的条件下,封闭式的技术创新已经不可能适应这一轮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坚持自主品牌,走全球开放合作创新之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更可行的战略选择。例如,戴姆勒与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共同开发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共同设立技术中心,共同开发、设计和测试电动汽车,是这一战略的最好体现。我国电动车在关键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应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起步时间相差不多,但在发展中差距正在拉大。为了推动电动车产业化加快发展,20xx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把新能源汽车发动机制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列入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相关领域,加速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以上政策出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放合作的态度。

3、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合资合作参与全球创新、参与全球市场和参与解决全球汽车产业共性问题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汽车产业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开放式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由参与全球制造向参与全球研发和创新转变,对合资合作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产业走过了30年的合资合作道路。在这30年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 21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合资合作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实现了成为汽车大国的目标,但距离汽车强国的目标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中国汽车产业的研发能力正在形成,但还不是新技术的输出地;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在国内已经占据一席之地,但具有较高溢价的全球知名品牌还未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合资合作仍将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但这一模式如何服从并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动中国汽车产业从简单加工型向知识型技能型转变,从参与全球制造向参与全球研发和创新转变这一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升级,从买技术向卖技术、输出技术升级,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对合资合作发展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挑战。 在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的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从国内层面走向全球层面,对合资合作“走出去”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中国的汽车市场广大且处在成长期,能够支持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大规模整车组装生产。但有国际竞争力的整车产品出口是中国加入WTO的初衷之一,在经历一个适当长的发展阶段后,建立在产业竞争力上的汽车整车一定规模的出口,并以及提高中国汽车产业占全球汽车出口市场上的份额,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国际化视角来看,中国汽车的出口额只占全球汽车贸易金融的2%,而且主要是低端市场,说明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发展任重道远。合资企业受合资协议的约束,对产品出口有严格的限制。根据对等协议,中方引进 22

的汽车产品,外方不能再进口,中方也不能出口。但应该看到,二十年前定的东西现在已经逐步在打破,说明新合资时代合资合作在“走出去”方面,要有创新、有变化、有发展。

在资源、环境和绿色和低碳的约束下,汽车产业节能环保上的突破,既是破解汽车社会发展瓶颈的内在需求,也是对汽车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贡献,对合资合作企业节能环保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中国汽车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面临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这既是对中国汽车产业整体发展的挑战,也对合资合作生产节能环保汽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消费者对汽车节能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中国汽车产业应该利用跨国公司规模、资金、技术的优势,发展新能源汽车和中低排量节能型汽车,不断地开发新的车型,更新汽车技术,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汽车产品结构,推进汽车产业的升级。新合资时代需要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的战略转型,即从单纯的“资金+技术”合资模式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发式合作模式转变,合资合作的领域从传统汽车整车产业向国家重点培育的关键零部件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变,合资合作的重点从简单加工型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转变,从数量、规模型合资合作向质量、效益型合资合作转变。

合资合作面临着转型升级 (五)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对中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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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技术、资本和人才角度来看,我国仍然需要坚持汽车产业的合资合作发展,但在主导权问题上应有更理性的认识 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企业,也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与竞争对手建立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在将有限资源首先用于巩固自己技术特长的基础上,在相对薄弱的技术领域与竞争对手开展合作,同时又能够显著降低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合理的战略选择。从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角度来看,内资汽车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通过与跨国汽车公司开展合资合作来提供资金保障。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合资合作,但是从总体上看,国内几大国有汽车集团仍然没有建立起基于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的稳定盈利模式和自主发展机制,一旦合资企业经营状况陷入困境,就会影响到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自主品牌发展也必然会后劲乏力。人才支持也使得合资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近十年来民族汽车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合资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以至于业内有一种说法,合资企业是内资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当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这些从合资企业吸引来的人才就会用不好,也留不住。

汽车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合资合作过程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理性的认识。“产业主导权”指掌控一个国 24

家某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和发展成果的支配性力量。产业政策、市场需求、知识产权、股权结构、市场结构、价值链分布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产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的重要力量。控股权只是其中之一,其重要性虽高,但不是唯一的,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决定性的。例如一汽大众公司的外方股权只有40%,但拥有60%股权的一汽集团很难说就掌握了合资企业的话语权。话语权需要谈判,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实力。将主导权完全等同于股权,实际上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也存在以偏盖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股权对于企业主导权毫无意义。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控股权对于掌握主导权有一定积极意义。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学习效应(包括技术和管理)、资金效应和人才效应,这些都需要以控股权作为基础。问题在于我们要尽快缩短学习和追赶的时间、经验积累的时间和要素集聚的时间。当我们真正形成能够与跨国汽车公司平起平坐的竞争实力时,股权的重要性就自然会削弱。产业政策等制度设计就应该围绕如何缩短能力差距,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差距而展开。无限期地以股权比例等为企业提供政策保护伞,只能使受保护对象产生政策依赖,削弱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2、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当推动合资合作的转型,发展合资合作的新形态

在新合资时代里,我国汽车产业的合资合作应该被赋予新 25

的内涵和新的构成要件。相比原有的合资合作,新合资合作模式应该能够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

从以整车制造为主的旧模式向覆盖全产业链为主的新模式转变。从汽车价值链上看,全球汽车产业正呈现出服务化趋势。相比而言,我们在制造环节与跨国汽车公司的差距已经大大缩短,而在汽车服务领域里的巨大差距依然显见。目前,国家对于汽车服务领域里的相关政策限制还比较多,监管手续繁杂,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合资性质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模式相对于跨国汽车金融服务而言还显得比较狭窄和单一,迫切需要从以整车制造为主的旧模式向覆盖全产业链为主的新模式转变。

以中方被动应对和垂直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旧模式向以主动出击和水平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模式转变。随着国内汽车产业逐渐走向成熟、中方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外双方的合作模式开始由合作初期的垂直分工模式向水平分工模式转变。这当然得益于中方企业综合实力,特别是技术实力、配套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全面增强。中方合作伙伴不再处于价值链低端和从属地位,开始在新产品的适应性开发、新技术应用、新工艺改进、合资自主品牌等方面与外方伙伴进行对等的商讨与合作。这是一种向强强联合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更有利于合资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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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足于国内市场、以“请进来”为主的旧模式,向基于全球视野、“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为主的新模式转变。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在请进来的过程中逐渐培育走出去的能力,将请进来与走出去这两种不同战略方向的竞争与发展战略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是未来合资双方必须要破解的难题。对于跨国汽车公司而言,走出去比请进来具有更大挑战性,因为这不仅涉及跨国汽车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利益,更关系到跨国汽车公司母公司到全球竞争战略的重大调整。新合资时代合资合作在“走出去”方面,要有创新、有变化、有发展。 从传统六大国有汽车集团与跨国汽车公司进行单一化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旧模式,向中外各种类型企业之间、多种联合纽带为主的新模式转变。随着奇瑞、吉利、长城、比亚迪等以乘用车为主的民营汽车企业,以及江淮、陕汽、北汽福田等以商用车为主的汽车企业的成长壮大,他们与国外汽车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将成为中国汽车合资合作版图中的另外一道风景线。除此之外,随着跨国汽车公司在新兴业务领域与国内非传统汽车企业之间开展新兴业务的合资合作,未来合资合作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将是一幅传统跨国汽车集团、非传统汽车企业、民营汽车企业、高技术企业之间阡陌交错、多姿多彩的图景。

由传统内燃机整车制造为主要领域的旧模式,向新能源汽车及其核心部件等新兴领域为主要领域的新模式转变。中国汽车 27

工业的合资合作是围绕传统内燃机整车制造组装而展开的。相应的产业政策也是基本上瞄准了内燃机整车制造。近年来,上述这种局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渐兴起正在发生变化。在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规划与激励性财税政策的感召下,国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方兴未艾,跨国家、跨行业电动汽车产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能源汽车及其核心部件正成为合资合作快速发展的新领域。

由传统的以资本纽带为主要合作方式的旧模式,向以联合开发、战略联盟等多种合作方式共存的新模式转变。放眼未来,资本联合将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中外企业合作纽带。以项目为导向的联合开发、以共享利益为基础的战略联盟和以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商业化应用等多种合作方式,将逐渐上升为中外企业之间的主要联结纽带。组建战略联盟以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已经由理念变为现实,如新能源汽车联盟、汽车轻量化联盟等等,都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态势。可以预见,这种产业联盟和创新联盟将成为未来中国汽车产业重要的中外合作形式。

3、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我国需要针对汽车产业合资合作制定新的激励性政策

结合前述中国汽车产业合资合作模式的转型需求,未来的 28

合资合作政策可以考虑进行适当调整与完善。

推动由经济性管制为主向以社会性管制为主的政策方向转变。放眼未来,这些以限制性、经济性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合资合作政策将有望更多地融入激励性因素,更加注重激励性政策的作用,更加注重将产业整体利益与合资企业利益、中外双方母公司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激励相融。未来的合资合作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社会性管制内容。特别是应将解决节能、排放、安全、资源回收等外部性问题作为合资合作政策的首要方向。结合财税、研发、标准、采购等各种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特别要解决好社会性管制政策实施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因为从以往政策实践来看,在机动车能耗、排放、安全、资源再利用等问题上,存在着中央与地方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实施分类指导,用好用活股权比例等准入政策。由于目前大多数合资企业尚未进入到全面战略合作的阶段,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股权比例政策仍然有其合理性,但要用好、用活,避免绝对化和长期化。用好用活股权比例政策,要求政策的存续与调整应视中方企业是否真正具备足够的竞争力特别是技术实力而定。否则,一味不讲条件地立即取消股权比例限制,就可能造成大量外资企业结束合资、选择单飞的不利局面。一味强调股比政策的绝对化和长期化,又会造成合资公司的中方企业因缺少生存压力的激励,抑制了自身的自主创新动力。用好用活股权比 29

例政策,要求对现有合资企业进行分类指导。例如,对于老整车合资企业,可以考虑在第二合资期结束时再由中外双方一起商讨股权比例。对于新成立的整车合资企业,可考虑在其第一合资期结束时再讨论股权比例调整问题。

要为包括合资和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政策。应当将合资合作政策放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去筹划。以往国内汽车产业合资合作政策存在超国民待遇和欠国民待遇并存的问题。如合资汽车企业可以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发区内生产型企业外资政策等框架下享受企业所得税、进口设备税收减免等各种“显性”优惠政策[ 20xx年11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宣告了外资企业在华享受16年的这些“超级国民待遇”寿终正寝。]。加之地方政府往往从地方经济利益出发给予合资企业较低土地出让价格和能源价格、地方税收返还等“隐性”优惠政策,合资企业事实上形成了对内资企业的政策高地。而另一方面,在国家重大研发项目、产业联盟等领域还面临一些欠国民待遇问题。要让合资企业更好地发展,就应该让合资企业更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毕竟,合资企业的利益既不同于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利益,也不同于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利益,而是融合了中外双方共同利益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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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整的、覆盖全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激励政策。要改变以往侧重于整车制造组装的局面,政策着力点要向全产业链的战略合作延伸,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政策扶持。例如,应鼓励中外双方合资成立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加高效和完善的融资服务外,可以适度放宽经营业务范围,向融资租赁、保险等业务领域延伸,以有利于中方企业可以近距离地从中学习到外方在各种汽车金融业务领域里的先进经验。深化在车联网等智能化应用等领域的合资合作。在各地智能交通和车联网等产业规划中,要鼓励外资企业全面进入,利用内资企业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网络优势,将车载智能系统等纳入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领域,并给予财税、研发资助等激励政策。

鼓励合资企业全面融入战略联盟,充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要鼓励合资企业全面参与国内车身轻量化、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料汽车、车载智能系统等领域的各种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积极发挥合资企业在技术、人才和标准等方面的优势,使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不断做大做强。政府可以给予战略联盟以资金、税收、场地、信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也可以战略联盟名义参与投标活动。要鼓励合资企业成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与国内汽车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科研合作,瞄准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以项目及产业化为依托,开展联合开发活动,促进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合资企业可以在联合开发活动发挥骨干作用。鼓励合资企业组建独立研发机 31

构(有可能是非传统汽车生产企业),从事全球最先进技术的研发并为中外广大客户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鼓励合资企业参与产业重组,完善外资并购审查制度。在完善产业优化重组和企业退出机制的基础上,鼓励合资企业全面参与汽车产业重组。国家应考虑在外汇、税收、信贷、清算、人员安置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同时,要完善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对于控股性的兼并收购活动,要加强从公平竞争、产业安全、债权债务和外汇管理等角度进行合理审查。

中国汽车走出去战略处于关键阶段 二、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发展

(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走出去”起步加速的关键阶段

1、中国汽车产业规模变大、全球地位上升是“走出去”的主要背景

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世界汽车生产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亚太地区的汽车产销量急速增长,超过日、美、欧传统汽车市场。其中尤以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速最快,年产销售量由20xx年的234万辆和237万辆,迅速上升至20xx年的1826万辆和1806万辆,占世界汽车产销量的比重由20xx年的4.2%和4.1%,上升到20xx年的 32

23%和24.7%。到20xx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四年稳居世界第一,在国际汽车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并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市场。在世界汽车产业整体萧条的大环境中,中国高速增长的汽车市场已经成为了跨国汽车公司的群雄逐鹿的最大的战场。中国汽车工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建成包括乘用车、客车、载货车在内的产品系列,工业生产体系和零部件配套体系,并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多年与外国企业的合资合作,使我国汽车企业不仅掌握了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建立起完整的配套体系,更是取得了合资合作的经验和人才。当前,无论从中国汽车产业做大做强的需要、从汽车产业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自身特点,还是部分企业的经济、技术和管理实力看,都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

首先,汽车产业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一国汽车产业的强大与否是由其在国际市场上总的全球地位决定的,这就是所有汽车强国的汽车产业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整合和资源整合的原因。因此,“走出去”跨国经营和重组国际经济资源,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竞争力,是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一种必然选择。其次,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随着技术研发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小有效规模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大的跨国公司达到单一平台平均销100万辆和集团销售500万辆规模。而我国自主品牌单一平台销量普遍不足5万辆,难以和跨国公司竞的。因此, 33

我国汽车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由汽车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最后,多年来在主要以“引进来”方式融入世界汽车产业的过程中,中国汽车企业特别是一些自主品牌企业,经过国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在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上有了长足进步,具备了实施“走出去”国际化战略的资源和能力。

2、中国汽车产业深度参与全球化,借助全球化由大变强是“走出去”的主要动因

受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较低的制造成本的吸引,几乎所有汽车跨国公司都先后以合资、合作形式来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汽车市场。一直以来,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和产品在这种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成长、发展,但由于与合资品牌产品分属中高端和中低端两个不同的市场分部,倒也大体相安无事。20xx年金融危机以来,两大因素改变了这种状况。一是中国汽车市场经过连续十几年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之后,进入平稳增长期,企业产能扩张的惯性与市场增长趋缓的预期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二是国际汽车市场的不景气,使跨国公司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力度,中低端市场也进入了跨国公司的视野,使自主品牌企业及产品的压力陡增。借助海外市场拓展生存空间、提高产能利用率,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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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在与跨国公司品牌产品长期竞争、学习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及产品在中低端产品和低成本制造能力上形成了局部竞争优势。20xx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汽车市场下滑,部分国外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因经营原因或产业全球布局、产品结构调整原因有出售资产的动机,这为中国汽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和国际化经营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国内一些已经具备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人才优势以及成本优势且出口势头良好的企业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转变出口战略,抓住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的经济下滑,由此而产生的全球信贷短缺对一些汽车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压力的机遇,率先从“内向国际化”中走出来,尝试向“外向国际化”战略转变,或进行海外投资建厂,或建立研发中心,或收购海外资产,将国际一流企业的优质资源纳入麾下,从品牌建设、内部管理控制到外部供应链管理,向资产国际化和经营国际化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3、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挑战与困难并存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在自身实力方面,首先,国内市场不能对企业“走出去”形成强大支撑,缺乏“走出去”的国内根据地;其次,在品牌形象 35

上有很大差距,而品牌形象的塑造需要技术、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全面提升,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再次,产品质量不高也是影响品牌形象的首要问题。尽管目前中国汽车企业的“走出去”定位于低端车,但低端不意味着低质。这些质量问题可能并不致命,但却会严重损害中国汽车的声誉;最后,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粗放式发展和无序化竞争局面必须尽快改变。在企业技术能力较弱,企业竞争优势单一的条件下,中国汽车企业目前“走出去”呈现出产品上同质化、低质化,竞争方式上拼价格、拼规模,品牌形象欠佳,出口主体过剩的粗放式发展和无序化竞争局面,影响中国汽车整体品牌形象。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方面,首先,复杂的目标国国情。中国汽车目标市场的法律环境、商业文化、市场规模、增长潜力、消费者喜好等方面情况各不相同,深入研究这些情况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中国汽车企业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而缺乏这样的深入研究是不可能拿出适应于当地情况产品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保护和政局动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目标国政府出于对当地汽车产业的保护,往往出台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政策,中国汽车企业20xx年以来在俄罗斯市场受挫及20xx年以来在巴西市场受挫均源于此,同时也不乏中国汽车产品出口受当地政局动荡影响的例子。再次,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一方面,发达国家环保、安全的准入壁垒大幅提高,使整车产品的进入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因关税、技术壁垒及专利等原因 36

导致的汽车零部件方面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近年来涉及汽车零部件方面的反倾销调查已十余起。如何积极有效应对,将关系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成败。

自主车企取得了一些成绩 (二)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过程中,自主品牌企业已经形成了局部优势,产品出口取得了一定的实绩

1、扩大海外市场和产品出口是当前阶段汽车产业“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和方式

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特别是乘用车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及多层次市场需求的排浪式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也从低端市场逐步发展起来。20xx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汽车市场陷入低迷,中国汽车市场上的外资品牌开始将竞争的触角伸向原本自主品牌占有优势的中低端汽车市场。于是自主品牌汽车增速放缓,市场份额下降,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主品牌车企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希望借助于海外市场,提高规模经济效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获取市场是当前我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首要目标。此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国际知名、具有先进技术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由于产业全球布局、竞争力结构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寻求新的合作者或投资者,为我国汽车企业以获取技 37

术资源为目的的“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获取技术是当前我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获取市场和获取技术这两大目标驱使下,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方式主要包括:产品出口、海外设厂、技术输出、跨国并购、海外建研发中心等。首先,产品出口是获取市场的最直接的手段,也是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的方式。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国汽车企业在低端产品和低成本制造能力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把国内作为生产基地向海外销售产品,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一优势。除了直接出口产品,一些企业目前开始重视在海外投资设厂。虽然相比产品出口,海外设厂是企业“走出去”的更高级阶段,但是由于汽车产业规模效益显著及高度国际化的特点,刚刚开始“走出去”的中国汽车企业,已经把海外KD厂建设或现地生产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截至20xx年,奇瑞在17个国家和地区建成(或正在建设)17个KD工厂,长城汽车(601633,股吧)海外KD工厂也已近20家。企业海外设厂能够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规避和突破各种贸易壁垒,同时有利于避免汇率波动对产品出口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拓展海外市场。就目前情况看,中国汽车企业海外设厂还处于尝试阶段,规模小、布局分散,主要以CKD或SKD组装形式,基本没有什么当地采购率高的现地生产,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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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步伐逐渐加快,出口面逐步扩大

自20xx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速,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出口数量的变化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xx年到20xx年,汽车出口量快速增长,从2.6万辆增长到61.4万辆,年均增长69%;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从20xx年第四季度开始一直持续到20xx年,汽车出口量快速下滑,20xx年仅比20xx年增长10.8%,20xx年汽车出口量降至37万辆,仅相当于20xx年水平;20xx年以来,汽车出口量再次大幅度增长,20xx年比上年增长53%,20xx年汽车出口量突破百万辆,达到105万辆,20xx年至20xx年年均增长42%。汽车出口数量上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国汽车出口产品结构以载货车为主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乘用车出口占整车出口的比例从20xx年的13.73%逐步提高到20xx年的62.61%。其中,轿车出口占整车出口的比例从20xx年的2.9%逐步提高到20xx年的45.3%。

中国汽车出口海外市场是从中东地区起步的。中东地区汽车市场的特点是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远高于对油耗的敏感程度。中国的SUV车型虽然油耗较高,但价格较低,皮实耐用,中国汽车产品凭借这些特点首先进入了这一地区。随后,中国汽车开始加速对俄罗斯市场的开拓,在20xx年到20xx年期间,俄罗斯市场是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20xx年,中国汽车对金砖国家巴西的 39

市场开拓开始取得可喜进展。20xx年上半年,巴西成为我国汽车出口量最大的国家。近十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屡挫屡战,辗转各洲,涉足众多国家和地区。20xx年,中国汽车产品一般贸易性质的出口目的国(或地区)共160多个,出口量为940620辆。在这近百万辆整车出口中,对中东地区(指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的出口为392398辆,占出口总量的41.72%;对南美地区的出口为225982辆,占出口总量的24.02%;对欧洲地区的出口为120340辆,占出口总量的12.79%;对亚洲地区的出口为111012辆,占出口总量的11.8%。对中东、南美、欧洲和亚洲的出口合计占出口总量的90.33%

3、自主品牌企业已经形成局部优势,跨国并购是当前汽车企业“走出去”最大的亮点

中国汽车市场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汽车市场,所有中国汽车企业都要面对国外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在这种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汽车企业特别是自主品牌企业,在中低端车型和低成本制造能力上具有局部优势。尽管这一局部优势在国内市场正面临挑战,但在一些特定的海外市场仍然奏效。据盖世汽车网消息,20xx年1月,吉利CK车型以418辆销量成为乌克兰最畅销车型,吉利品牌以940辆销量成为20xx年1月乌克兰市场销量亚军,仅低于现代的948辆;奇瑞QQ3是缅甸20xx年销量最高的车型;20xx年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设计、上海通用生产的新赛欧, 40

在智利市场的销量为14760辆,占4.4%的市场份额,是智利唯一销量过万的车型;东风风神S30车型,20xx年1月在委内瑞拉销售643辆,市场份额为11.6%,仅低于菲亚特Siena的13%,名列第二。20xx年汽车出口数量位列前十的企业为:奇瑞、吉利、长城、上汽通用五菱、力帆、东风、江淮、广汽、长安、北汽和比亚迪,几乎全部是自主品牌产品,自主品牌企业及产品无疑是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潮流的生力军。

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刚刚起步,但跨国并购这一高端的走出去方式同步发展,成为当前汽车企业“走出去”最大的亮点。中国汽车企业的“走出去”可以按照出口产品、建渠道、树品牌、建工厂的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实际上很多企业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样做要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品牌、掌握先进的汽车技术仍然需要较长时间、需要较大投入。在这种情况下,用并购方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战略选择,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更快地获得品牌、技术、渠道及全球制造系统。整车方面,上汽、北汽、吉利等;零部件方面,万向集团、京西重工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这些收购的第一目的可能并非开拓国际市场,而是要获得收购对象的研发能力和具有的核心技术,但是近来这些收购正在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除了上述的战略性考虑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跨国并购存在机会问题。20xx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汽车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有人说,随着中国汽车企业的技术进步,我们与国外跨国 41

公司的技术势差逐渐缩小,引进跨国公司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的路子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近来跨国并购的机会又为中国汽车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的努力打开了一扇窗。

日韩可为中国汽车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三)作为先行国家,日本、韩国为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1、日本汽车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主要经验

日本汽车业始于1898年从美、法等国进口汽车之后。19xx年和19xx年,日产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先后成立。19xx年,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战后的日本汽车业开始快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出口汽车出口,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迅速增加,从19xx年到19xx年的10年时间,出口量从108万辆攀升到596万辆。进入21世纪后,日本汽车出口数量保持高位,金融危机爆发后有所下降。从出口数量和大量出口所持续的时间来看,日本都是汽车产业国际化非常成功的国家。日本汽车不仅出口数量多,而且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在北美和欧洲这些汽车巨头云集的地区,日本汽车已经占有一定的市场。从在出口地区分布上看,北美和欧洲是日本汽车出口的重点地区。日本汽车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首先,企业重视对市场充分且深入的分析,推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日本汽车企业高层领导有坚定的国际化决心,在行动 42

上非常理智,在做出决策之前,对目标市场进行了长期深入分析,适时推出市场需要的产品,而不是盲目的进行出口;最初进入美国市场时,日本企业意识到无法与福特、通用等抗衡,因此选择了竞争相对较小的小型车市场,并为这一产品赢得市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因石油危机出现了扩大市场份额契机时,日本产品迅速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在海外扩张的初期,日本企业就开始了两方面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日本企业也将人才培养延伸到普通员工层面,为保证产品品质提供了有力保障;日本汽车企业一贯重视汽车质量。从日本企业所经历的几次大规模的召回事件中也可以发现,尽管曾一度导致人们对日本制造的重新审视,但基于日本汽车企业对质量的高度重视,日本产品一次次迅速摆脱了在市场中的被动局面;日本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即使日本企业在美国发展受挫后,日本企业依然自己提供售后服务,没有让已经购买丰田汽车的海外消费者失望。

其次,日本政府在日本汽车工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既有战略指导也有具体措施,形成了良好的出口氛围。具体措施包括,保护与扶持本国汽车工业。日本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能够形成出口优势,离不开国家采取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及国内税收政策;强化对出口企业的管理。日本政府对汽车产品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对于质量达不到要求的产品拒绝发放许可证。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出口到国外的日本汽车都拥有较高 43

的质量水准,避免了企业成为短期利益的牺牲品,为日本企业和汽车产品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注重海外市场。由于日本本国资源有限,日本政府很早就确立了全球化发展的战略。为了促进本土企业海外发展,政府不仅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还通过《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等具体措施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给予保护。同时,政府对企业的指导和建议还深入到许多细节,如支持企业做实海外调研,帮助企业发现进入海外市场的契机和当地消费者最真实的需求信息等;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实力。日本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的技术引进阶段采取了资金援助、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款等积极政策,在技术再提升阶段日本政府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保持日元汇率稳定为日本汽车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创造了机会。 最后,除了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也不难发现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做好海外公关和国内协调。从有贸易开始,国与国之间就有很多的贸易摩擦,在出现贸易摩擦后,如何运用有效的办法巧妙的解决,除了政府间的协调,行业组织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例如,当日本与美、欧发生摩擦后,日本的汽车行业组织与相关机构进行了多轮谈判,体现了对行业的负责态度,并通过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深入细致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本国汽车企业的利益;做好本国企业的海外服务。日本行业组织在搜集、审核、整理世界经济和市场研究统计资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各国汽车界行业组织刮目 44

相看,不仅帮助日本企业了解了世界,也帮助其他跨国企业和当地政府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汽车工业,也促进相互理解和合作提供了平台。

2、韩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上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就提出“出口第一主义”口号,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9xx年2月,现代汽车公司首次向厄瓜多尔出口2辆“福尼”牌小轿车,开创了韩国汽车出口历史。上世纪80年代后,韩国政府认为汽车工业前景广阔,决定大力发展汽车产业,把汽车产业列为十大战略产业之一,在赋税、贷款、保险、财政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同时,还同美、日、法等发达国家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厂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汽车性能和零部件自给率不断提高,汽车的出口量逐年上升。19xx年韩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大关,其中出口57.2万辆;19xx年,韩国出口达到110万辆。从20xx年到20xx年,世界汽车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26%,而韩国汽车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3.94%,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出口率。近5年来,韩国汽车的出口情况继续呈现较好势头,其中20xx年出口超过300万辆。

以韩国现代-起亚为代表的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曾经历过引进技术、散件组装的阶段。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各汽车公司纷纷将发 45

展的重点转向“自主”,强调加快研发人才培养,通过国际合作开发出韩国自己的汽车产品。随着研发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和强有力产品研发机构的建立,利用政府保护和支持下相对封闭的发展环境,通过技术引进和坚持不懈的国产化,迅速提升了企业的综合实力;同步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韩国汽车业能够强大并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与韩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分不开。他们是韩国独立、完整的民族汽车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资金上,都满足了韩国汽车企业的生产和出口需要;重视营销手段和宣传。为了加深全球消费者对韩国汽车的了解和认知,在韩国汽车企业进军世界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在各地展开各种宣传、促销措施。比如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建立了开发研究中心,设立了专卖店,还赞助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提高企业名气、树立企业形象。

韩国政府在韩国汽车工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韩国汽车工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推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本国汽车工业采取主动保护措施。在韩国汽车工业发展之初,为保护国内汽车市场,韩国政府实行了包括高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内的抑制汽车进口措施,为本国企业提升自身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制定积极稳妥的本国汽车发展规划。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制定了汽车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一阶段为扩大生产能力,建立出口基地(以轿车为主);第二阶段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出口车型由轿车发展到商用车);第三阶段是 46

推进国际化,使汽车产业成为出口创汇的先导产业。目前来看,上述规划基本实现;强化研发和质量建设。为提高韩国汽车企业的技术实力,政府持续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每年政府在汽车研发方面的投入约占总投资额的12%;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韩国政府对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支持汽车零部件企业进行收购和合并,积极吸引国外先进汽车零部件企业来韩国建厂,建立世界水平的大型零部件专门企业以及建立汽车零部件信任度中心;坚持出口导向战略。韩国政府于19xx年首次提供出口导向战略,随后在政策上都制定利于出口的政策,并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现代等一批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品出口龙头企业。

3、日韩汽车产业国际化对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启示 纵观世界上的汽车巨头,无一不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上各大汽车公司广泛地进行并购及进行战略联盟活动,形成了新的世界汽车业竞争格局。作为后起的中国汽车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成为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更多地融入全球的汽车市场,大力开展国际化经营,是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的客观要求。如今,我国主要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都已开始根据自身条件开始了国际化行动,如果能够积极吸取日韩国际化经营的经验,无疑对及早实现中国汽车强国的梦想是非常有益的。纵然当今时代下,中国与日本、韩国启动国际化进程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竞争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化的途径也 47

不尽相同,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仍然值得中国的汽车研究和借鉴。当然,日韩在国际化进程中特定阶段所犯的错误,也值得中国关注。

从日韩经验看,政府的战略指导和保护、激励措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中国汽车工业走向国际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们采取相对封闭的措施,但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对坚定企业信心是十分必要的,通过保险和信贷等扶植措施对企业行为给予支持仍是可行的。整车产品要想在国际立足,企业要在海外得以生存和发展,强大的零部件工业是基础。中国汽车工业要实现国际化发展,必须将中国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和汽车整车的发展处于同等地位,实现共同进步。要实现国际化发展,深入研究市场、找准自身定位、强化质量意识、提升研发实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和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缺一不可。中国汽车企业应树立长远发展的眼光,从细节入手,加快树立起应有的国际形象。

日韩汽车企业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走出去”不仅可以获得市场,更重要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从而不断做大做强。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国主要是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主要产品是低端产品,主要优势是成本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发展,适应于这些市场的产品的档次一定会升 48

级,我们自己的成本优势也一定会越来越小。因此,我们的企业必须抓住新兴市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刚刚启动的宝贵机会,使自己迅速地成长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汽车企业能否利用这一有限的机会迅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企业产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

中国汽车需要认清的关键问题 (四)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认清的关键问题

1、“走出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正在逐渐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动机确有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后的无奈成分,但“走出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且在时机上顺应了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是顺势而为的。汽车产业是全球性的产业,一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很重要的体现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总的竞争力。这意味着,汽车产业链上,包括投资、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等主要环节,均以全面的成本削减为目的日益全球化了,在这一背景下,仅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已经越来越难以建立起完整的、有竞争力的汽车产业体系了,更何况中国汽车市场又是这样一个被几乎所有汽车跨国公司涉足的市场。中国是汽车市场大国,但大国市场的容量总归也 49

是有限的,如果自主品牌汽车及产品不“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仅靠暂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仅以每平台不足5万辆的销售规模,不要说与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抗衡,就连能否生存都是问题。所以,中国汽车产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走出去”,“走出去”有风险,不出去风险更大,这是中国汽车产业面临的现实。 “走出去”为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提高长期国际竞争力开辟了新途径。三十年来,通过“引进来”的对外开放式发展,中国汽车企业制造能力大幅提升,技术研发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技术能力薄弱、汽车产品关键核心技术欠缺仍是中国汽车企业特别是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软肋。随着中国汽车市场规模的扩大、国际地位的提升及与跨国公司之间技术势差的缩小,中国汽车企业技术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需要另辟蹊径。而“走出去”通过跨国并购使技术引进从合资合作条件下的被动方式转变为“走出去”条件下的主动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途径。可以预见,随着并购格局的改变,中国汽车企业和国外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有可能从原来的技术转让转变到更多地携手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更多的技术交流上来,从而为中国汽车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并逐步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创造条件。如果中国汽车企业能够很好地利用“走出去”的机会的话,那么海外市场将可能变成中国汽车产业提高长期国际竞争力、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机遇。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当下的“走出去”不应该被当作权宜之计,而应该视为长期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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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出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经历“干中学”的艰苦过程

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走出去”对企业的实力和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无论是出口产品,还是海外设厂、海外并购等,其基础都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有竞争力的产品、技术,有影响力的品牌,独特的经营方式,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等。除了自身的实力外,国外企业的实践表明,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间充满各种风险,如经营中的风险或外部复杂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可控风险等。日韩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都付出过昂贵的学费。以丰田汽车当初开拓美国市场为例,所遇到的风险包括:19xx年首次挑战美国市场的皇冠产品由于质量问题败下阵来,直到7年后的19xx年才发起第二次挑战;19xx年代,由于美元贬值和进口税政策,使日本车在2-3年内失去了原有的价格竞争力,并面临石油危机造成的世界性市场萧条;19xx年代初,日美贸易摩擦开始出现,日本不得不自愿限制对美国的轿车出口;19xx年后,日元开始急速升值,日本汽车企业不得不改变策略在海外大量建立移植厂,等等。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竞争环境下,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内在条件和不同的具体战略,也会遇到不同的风险和阻力。我国的汽车企业虽然可以从日韩以往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也可以彼此之间相互借鉴,但从本质上说,不同企业赖以成 51

功的国际化经验只能从实践中来,只能在干中学。要求企业在有了很强的战略把控能力和实施能力后才“走出去”是不现实的,企业只能在走出去的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成长,企业的各方面能力只能在这样一个动态的学习和反馈过程中逐步提高。

3、“走出去”既要稳扎稳打、扎实推进,又要审时度势、把握机会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并没有完全按照先出口、再建渠道、再设厂、再跨国并购的顺序,而是几种“走出去”的模式几乎同时出现。特别是20xx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开始出现对国外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企业、技术公司的收购,其中最大的案例就是吉利对沃尔沃的整体收购事件,收购金额达到18亿美元。在“走出去”的初期就进行跨国并购,似乎冒一定风险。从动机上看,主要是为了迅速获取市场(如销售渠道)和技术(包括品牌)。从驱动因素上看,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汽车产业的动荡调整,为部分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中国汽车企业提供了进行跨国并购的机会。因此,动力加机会,这是中国汽车企业在“走出去”初期、总体实力尚弱情况下,开始跨国并购的原因。

进行跨国并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会,但我们必须牢记,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质,是以中国企业为主导,服务于 52

中国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跨国并购只是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手段,而跨国经营只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因此,跨国并购的基础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国际化战略。如果只是因为有跨国并购的机会,就进行跨国并购的风险将较大。当然,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经验和能力在本质上也只能是干中学,经验和能力只能从实践中来,不可能要求企业先具备能力和经验后再进行跨国并购。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首先应明确基本的战略目标和设想,要识别和评价影响跨国并购成败的各方面影响因素,并在目标、决心和策略上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跨国并购活动真正服务于企业的总体战略,使跨国并购的机会真正服务于企业的做大做强。

中国汽车走出去应由多方面共同推进 (五)“走出去”应综合发挥企业、行业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1、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企业应当发挥主体作用

企业是“走出去”的主体,企业的战略、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决定“走出去”的成败。首先,“走出去”作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明确战略动机的审慎、理智的决策。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企业必须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所谓方向明,是说企业不仅应对中国及世界汽车市场的过去和现在有正确的认识,还必须对中国和世界汽车市场的未来有正确的判断。应该 53

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以至中国汽车企业的未来只有放到国际竞争中去比较、衡量和判断,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就要求企业有纵观全局、高瞻远瞩的“走出去”战略。所谓决心大,是说企业要对“走出去”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对重要的战略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有充分的认识。所谓方法对,是说企业要获得“走出去”的成功,不但要有正确的战略和坚定的决心,还要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行动策略,包括技术策、产品策略、市场策略、品牌策略等。

其次,企业“走出去”必须加强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目前,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价格优势,大部分企业仍处于价格竞争阶段。但是,价格竞争是低级竞争手段,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必须走质量竞争和品牌竞争的道路。中国汽车企业目前主要依赖国外分销商和经销商进行售后服务的作法,必须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逐步转变到自行建立海外售后服务网络上来。

第三,必须利用有限的机会,迅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的企业必须抓住新兴市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汽车市场刚刚启动的宝贵机会,使自己迅速地成长起来,在独特产品、专有技术、研发能力、技术集成能力、品牌、质量等方面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汽车企业能否利用这一 54

有限的机会迅速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企业产业能否做大做强的关键

2、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行业协会应积极发挥服务作用 在行业服务方面,应充分利用行业组织与政府机构、行业企业等的广泛联系和在汽车产业中的中介地位,通过建立汽车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沟通、协调企业状况和发展需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多方面服务。

首先,要加强对企业的信息服务,降低企业盲目性风险。行业组织的中介地位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包括“走出去”目标国的政策状况、宏观经济形势、要素成本状况,以及与产品进口、外资投资有关的法律、税收制度、政府管理程序等基本信息。行业组织应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相关信息的采集、建立方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渠道,及时提醒有关风险。还应加强对“走出去”目的国产业政策、产品认证政策等方面课题和信息的研究,及时为企业提供服务。

其次,要促进行业自律、协调“走出去”秩序。行业组织应引导企业树立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制订明确的长远战略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规划;通过服务方式创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协调机制,促进行业自律,促进企业自觉规范各自经营行为;引导企业克服盲目性冲动,重视产品质量、技术、信誉、品牌等的提升,尽快 55

扭转中国汽车“低价低质”的低端形象;促进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支持,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第三,要协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争取发展的主动权。中国汽车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日益面对技术壁垒的挑战。但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和消费国,中国汽车技术进步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汽车产业应该而且有可能积极争取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获取有利地位。我国汽车行业组织作为行业中介,应在组织企业、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要开展人才培训及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其他专项服务。应鼓励汽车行业组织利用自身与国内企业及国外相关机构联系密切的优势,培训“走出去”急需的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行业经验交流、业务研讨,彼此互相借鉴,也是促进人才成长的好办法。此外,还应鼓励行业组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和防范等专项服务。

3、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政府应大力发挥支持和保障作用

首先,政府要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同时加强出口秩序监管。现阶段政府积极支持具备局部竞争优势的中国汽车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培育具有国际竞 56

争力的龙头企业,是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此同时,必须在进一步规范出口秩序的前提下,加强对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整体战略规划和组织引导,尽快改变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市场同室操戈的恶性竞争局面,维护中国汽车的整体形象,推动汽车企业“走出去”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要加大支持汽车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力度。“走出去”不仅涉及国家的外汇管理政策、国别政策,还涉及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等,还会在目标国市场信息获得、文化差异、目标国政策法规变动、汇率变动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政府具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思路,形成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由于政府政策资源有限,政策体系的健全完善需要时间和条件,目前政府政策应从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出发,重点支持那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战略意义的,以获得技术、开拓市场和建立跨国公司为目的的企业活动,在宏观政策指导、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人员进出管理政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要加强国际协调,为汽车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因关税、技术贸易壁垒以及专利标准等原因导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利用与有关国家的政府间双边、多边协定,扩大和利用双边、多边及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为企业“走出去”发 57

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应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各种贸易争端,对企业的“走出去”给予合理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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