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
学术支持：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撰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 赵明月 张伟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魏后凯 王业强 苏红键 郭叶波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截止20##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7.12亿，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城镇人口、空间形态标准来看，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今后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提高城镇化质量，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亟需我们明确界定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并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明确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从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城镇化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对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对城镇化质量状况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评价研究，探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本报告为该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二、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界定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因此，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各构成要素和所涉及领域质量的集合。
三、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要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要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要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为此，本研究遵循代表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原则，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本研究数据为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含拉萨市）20##年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为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等。
本研究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方法：正向指标，标准化值=实际值/目标参考值，当实际值大于目标参考值时，令标准化值=1。逆向指标，标准化值=目标参考值/实际值，当实际值小于目标参考值时，令标准化值=1。对于适中型指标，采用阶段阈值法。其中，目标参考值的选择方法：正向指标取样本最大值，逆向指标取样本最小值，适中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和国家相关规定选择标准值。样本最值的选择先考察该指标的前十名整体分布情况，如果分布相对集中，则直接取最值；如果分布比较分散，则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表1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四、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结果
1.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基本情况
表2显示了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的情况。从前20位来看，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分列前三位，这三个城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其城市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程度三个分项指数排序均比较靠前。克拉玛依市和东莞市的三个分项指数也均处于全国前20位，这两个城市的综合指数分列第4和第7位。佛山市和中山市分列第5和第6位，城镇化效率指数和城乡协调指数均处于全国前20位，但城市发展质量指数不高，未来推进城镇化应着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其他城市中，厦门市、苏州市、无锡市、大连市、青岛市、杭州市等城市发展质量指数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高；东营市等城镇化效率指数较高，南京市、舟山市、乌鲁木齐市等城乡协调指数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高。前20位城市中，一些城市的部分指标值相对较低，比如广州和杭州的城乡协调指数、乌鲁木齐的城镇化效率指数，这些城市需要根据各自的薄弱环节寻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
城镇化质量指数在后二十位的城市主要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在城镇化质量三个方面均相对薄弱，其中有6个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在后20位、4个城市的城镇化效率指数在后20位、13个城市的城乡协调指数也处在后20位，表明城镇化质量落后的城市城乡协调程度往往较低，可以先从统筹城乡发展角度提升城镇化质量。
总体来看，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比较显著的地区特征和规模特征，如表2和表3所示。城镇化质量的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显著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质量也较低。表3显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5419、0.4860、0.4632、0.4643。从城镇化质量指数排序情况来看，前20位中有17个东部城市（占85%），仅有1个东北城市和2个西部城市；而在后20位中，只有3个东部城市，有8个中部城市（占40%）和9个西部城市（占45%）。
城镇化质量的规模特征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越高，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往往集聚更多的资源，从而在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贡献较大。表3显示，人口200万以上、100-200万、50-100万、20-50万、20万以下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920、0.5368、0.4825、0.4680、0.4496。从城镇化质量指数排序情况来看，前20位的城市中有11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占55%），另有5个100-200万的城市（25%），1个50-100万的城市，3个20-50万的城市；后20位的城市中有15个50万人口以下城市（占75%），5个50-100万的城市（占25%）。
表2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
2.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化质量的比较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前7位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率高于90%，进入完全城市型社会，前20位中的其他13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率也都高于76%，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如表4所示）。与城镇化质量指数比较，城镇化水平前20位的城市中，有深圳市、克拉玛依市、佛山市、上海市、东莞市、厦门市、中山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南京市等11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处于前20位（占55%），这些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比较协调；而乌海市（城镇化水平居第4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62位）、嘉峪关市（城镇化水平居第5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82位）、太原市（城镇化水平居第13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80位）、鹤岗市（城镇化水平居第14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186位）、伊春市（城镇化水平居第16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243位）、兰州市（城镇化水平居第20位，而城镇化质量指数居104位）的城镇化质量则严重滞后于城镇化水平，另外3个城市城镇化质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这些城市在未来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对于城镇化水平处于后20位的城市，其人口城镇化率均小于或等于30%，尚未进入或刚好进入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在城镇化水平后20位城市中，有巴中市、毫州市、平凉市、广安市、武威市、庆阳市等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化质量情况相对城镇化水平更为乐观，未来可以通过着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带动城镇化质量提高；而其他14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和城镇化水平均较低，未来应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着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3.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城镇化质量情况
本研究按照城区人口对城市规模等级分为五类：200万以上人口城市、100-200万人口城市、50-100万人口城市、20-50万人口城市、20万以下人口城市，分别对应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表5显示了超大城市城镇化质量指数情况。2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共有28个，其中，城镇化质量指数位于前十的超大城市均处在全国前列，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苏州市、广州市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全国前10位，另外天津市、南京市、大连市、青岛市、杭州市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也都位居全国前20位之内，有9个东部城市，1个东北城市。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后十位的超大城市中有9个处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有7个省会城市和1个直辖市），重庆市、昆明市和洛阳市是城镇化质量指数最低的三个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与其城市规模不相匹配，亟待提高城镇化质量。
在31个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如表6所示），城镇化质量指数位于前十位的特大城市有9个处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1个；位于全国前十位的有3个，其他7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全国前50位。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后十位的特大城市有7个处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邯郸市、南阳市、齐齐哈尔市是城镇化质量最低的三个特大城市，居全国200位之后。
如表7所示，50-100万的大城市共有87个，其中，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十位的大城市依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8个），在全国的位次均在50位以内；居后十位的大城市，有7个位于中西部地区，均处于全国的250位之后，其中有5个城市处于全国的最后20位。
在112个20-50万的中等城市中，处于前10位的有7个东部城市。位居第一的克拉玛依市在全国处于第4位，城镇化质量指数各项指标水平均较高，其余处于前十位的中等城市，城镇化质量指数在全国均处于60位以内。而城镇化质量指数较低的后十位中等城市，均处于中西部地区，且均位居全国后20位，其中有7个城市位居全国后10位。
在28个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中，一共只有4个东部城市，其中有3个东部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位于该规模等级前十位，分别是丽水、宁德、南平。居前十位的小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在全国处于82-151位之间。而居后十位的小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在全国的排序，均处于220位之后。
4.城镇化质量评价分指标情况
（1）城市人均GDP
人均GDP是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越高，表明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也就越有能力提升城镇化质量。从表10可以看到，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大都较高，均居全国前50位。如人均GDP位于前三位的鄂尔多斯、克拉玛依、东营，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48、4、16位；而人均GDP处于后三位的定西、陇南和固原，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238、224、216位。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就越高。如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东莞、深圳、上海、广州、苏州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前10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绥化、伊春、陇南、定西、张掖、天水等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均处于200多位。
（3）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
从市辖区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来看，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政府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均较高，而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列前三位。而该指标处于后十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00位之后。
（4）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是衡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及其向城镇的集聚，将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如深圳、东莞、克拉玛依、上海、北京、厦门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处于全国前10位之内；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较低的黑河、绥化、临沧等后十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全部处于200位之后。
（5）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的比重。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越低，其对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的影响。统计结果基本上支持这一判断。如恩格尔系数处于前10位的城市，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40位之后，还有三个城市在180位之后；而恩格尔系数处于后10位的城市，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100位之前。
（6）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比重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比重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单位就业人数+私营与个体就业人数），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逆向指标。即该比重越高，城镇化质量就越低。但是统计结果并非呈现高度的线性关系。如城镇登记失业比重较高的前10位城市，虽然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全国200位以后，但新余却处在54位，许昌、阳江也处在200位之内。城镇登记失业比重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深圳、北京、中山、东莞等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10位，而云浮、运城、长治则处于200位之后，九江处于148位，呈现出明显的反差。
（7）人均财政教育支出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正向指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越高，一般城镇化质量也越高。统计结果明显支持这个判断。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高的前10位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10位；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克拉玛依分列前四位。而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6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在200位之后。因此，提升城镇化质量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推进教育公平和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
（8）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一个生态环境指标，也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正向指标。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越大，表明其生态环境越好，城镇化的质量也就越高。但统计结果只显示了微弱的正向关系。在前十位城市中，普洱、遵义、景德镇等城市虽然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高，但城镇化质量指数却较低，处于200位之后。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200位之后，但位次差异也较为明显。
（9）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SO2排放量
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反映了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单位GDP的SO2排放量越大，表明城镇化的环境代价越大，城镇化质量越差。统计结果表明，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前10位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也较低，其中有5个城市在200位之后，另5个城市在100位之后。而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处于后10位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在30位之前。
（1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农村为1)，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城乡协调程度越低，城镇化质量也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比较大的前10位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在200位之后。而城乡居民收入比较低的后10位城市中，有5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处于前20位，其中深圳、克拉玛依、中山、东莞位列前10位；但伊春、绥化、鸡西和佳木斯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较小，但其城镇化质量指数排序却相对靠后，处于190位之外。
第二篇：罗兰德在中国城镇化报告宣讲会上的讲话
Remarks by World Bank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Klaus Rohland: Building More Efficient Cities in China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在中国城镇化报告宣讲会上的讲话——“中国构建更高效城市” ECOSOC Integration Segment
联合国总部经社理事会会议厅
New York, United States
纽约，美国
May 28, 2014
20xx年5月28日
Thank you, Dr. Clos, Ambassador Wang, Dr. Ba, for this wonderful event. As Dr. Ba has mentioned, our report, Urban China, was jointly produc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World Bank over the last year. It follows on the heels of the China 2030 Report that DRC and the World Bank did two years ago. Both reports were done at the request of China’s leaders and we are proud of the excellent relationship and, dare I say, the friendship developed between the team members of the DRC and the World Bank over these years. 感谢克洛斯博士、王民大使、巴博士组织了此次宣讲会。正如巴博士所言，《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和世行在过去一年中联合编制。该报告是继两年前国研中心和世行联合编写的《20xx年的中国》报告之后的又一重要报告。两份报告均应中国政府领导人要求编写。这些年来，国研中心团队成员和世行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请允许我冒昧地说，也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对这一关系和友谊感到自豪。
Our cooperation has offered u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bring local expertise and global knowledge together. DRC, as you all know, is a preeminent think tank in China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with an impressive capacity for research an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policy making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can bring to the table its global knowledge about what has worked and what hasn’t in other countries. Fusing local and glob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s the way ahead for the World Bank, as our client countries are getting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I believe that we have charted a path for new ways of doing business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rough our work.
双方的合作为我们汇聚本地专业知识和全球知识提供了独特契机。正如在座的诸位所知，国研中心是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卓越智库，具备很强的政策研究能力和决策洞察力。世行能够带来其全球知识，介绍其它国家已奏效和未奏效的措施。随着我们的借款客户国变得愈发成熟且有经验，融合本地知识和全球知识以及发挥其比较优势将是世行今后采取的策略。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为国际机构开展业务的新方式引领了路径。
Let us talk about urbanisation in China. You are all aware of the facts. In the past 30 years, urbanisation has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bout 50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about 260 million migrated to cities to seek better opportunities. Today, China’s mega cities have income levels comparable with those of some OECD countries. Importantly, China has avoided some of the common ills of urbanization, notably urban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squalor.
接下来，我谈谈中国的城镇化。在座的各位都深谙实际情况。过去三十年来，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约5亿人脱贫，约2.6亿人流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如今，中国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与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相当。突出的一点是，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城镇化的一些常见病，尤其是城镇贫困、失业和环境脏乱差等问题。
Urbanization has been a global phenomenon since the onse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for example, the share of urban population rose from 17%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o 72% some 90 years later. Countries experience urbanization spurt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well as England in the mid-to-late 19th century and Germany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9th to the 20th century. Urbanization rates increased in Japan later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and in Korea after 1960. Sometime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century, the tide turned and more than 5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ere living in cities. By 2050, it is projected that more than 60%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a staggering 85%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be urbanized.
城镇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全球性现象。例如，英国城镇人口占比从19世纪初的17%提高到90年后的72%。不少国家均经历了“井喷式”城镇化，譬如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国。上世纪，日本城镇化提速；19xx年以后，韩国城镇化也是如此。本世纪头十年，城镇化浪潮转向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半数以上人
口在城市居住。预计到20xx年，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超过60%，发达国家将达到令人惊愕的85%。
The trend is clear. It is also unstoppable: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ill urbanize, each in their own ways and at their own pace, of course, but urbanize they will. And urbanisation does not happen by administrative fiat or by policy choice. The challenge for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manage it in such a way that their countries and their people benefit from it to the maximum possible. And that is also what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had in mind, when, in November 2013, he proposed that the DRC and World Bank work on urbanization.
城镇化趋势明朗，也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将通过各自路径并以其自身速度实现城镇化。城镇化不会借助行政命令或政策选择而实现。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有效管理城镇化进程，使其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从城镇化受益。这一点也是中国国务院总理20xx年11月建议国研中心和世行就城镇化开展研究时的考虑。
Urbanization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growth. China’s economy needs this for it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 of the observers agree: China’s growth model of the last 30 years has run its course.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ree points to make the case.
城镇化与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城镇化。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采用的增长模式已完成其使命。在此，我主要提三点来印证这一说法。
First, China, as it moves to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can no longer benefit from 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 as it did in the last 30 years. Seco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China—a young population with concomitant low labor cost—is also diminishing, as China’s demographic profile is turning. Within this decade, some say as early as 2016, more people will leave than enter the workforce. Needless to say, this will have huge implications for wages and
increase labor cost. Fewer people will have to work more efficiently: Productivity will be the new sourc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and its twin, innovation,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urban agglomerations.
首先，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技术前沿，已不再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从落后的优势中受益。其次，中国的人口红利——年轻人口与低劳动力成本并存——也在减少，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在这个十年内，有些人认为最早在20xx年，更多人将脱离而不是加入劳动力队伍。毋庸置疑，这将会对工资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并将增加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减少后，人
们就必须要提高工作效率：生产率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生产率及其孪生姊妹——创新与城镇集群密不可分。
Finally, China is also constrained by one overarching conside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ed for mitigation. Adaptation to global warming will limit its choices for growth. Earlier on, developed countries of today were ignorant of the dangers of climate change and built their progress on, what we by now know, unsustainable strategies. There is a limit to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Learning from this experience, before becoming rich, China has to shift to a new strategy to make sure that its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for China, as well a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最后，中国也受到了一个首要考虑的制约：气候变化及缓解其影响的必要性。适应全球变暖趋势将限制其对增长方式的选择。早年间，发达国家忽视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将其发展寄托在现在我们知道是不可持续的战略之上。依托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则会制约经济增长。基于这一经验，在成为富裕国家之前，中国必须要转而采用新战略，确保其发展具备可持续性，这不仅对其自身有益，对世界其它国家也将有益。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at the center of such a new strategy. It must
address the problem of urban sprawl in China: its cities are growing much faster in space than in population. The effects are clear, as air pollution and its long-term effects have become a pressing concern for citizens. Traffic
congestions are occurring daily in China’s metropolises, wasting energy and time. The cost of infrastructure, such as water supply, road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will rise to unsustainable levels.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spatial development will be a priority.
可持续城镇化是这一新战略的核心。可持续城镇化必须要回应中国城市蔓延问题：中国城市空间增速大大快于城市人口增速。城市蔓延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空气污染及其长期影响已成为市民的一大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大都市，交通拥堵每天都在发生，不仅浪费了能源，也浪费了时间。供水、道路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将增至不可持续的水平。高效、可持续的空间开发将成为一大要务。
China’s urbanization also has come at a social cost. There is a growing welfar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The working young are moving into the cities, yet the old and the very young are left behind in the remote
countryside, the villages and hamlets of rural China. If unattended, this gap
may well turn into a chasm. There is another gap within cities, between those registered as citizens and those who have migrated to the city, with fewer rights and lesser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中国的城镇化也造成了社会代价。城乡人口福利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年轻的劳动适龄人群流入城市，老人和儿童被留在偏远乡村。如不加以解决，这一差距很有可能变为难以弥合的沟壑。在城市里，在城市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中间也存在差距，后者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渠道较少。
Three considerations must therefore shape a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e urban economy should be efficient in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It should provide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 access to social services, which will help address the rural-urban inequality, as well as within-city inequality. Also, the issue of sustainability looms large in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因此，在形成新的城镇化战略之前，必须要考虑三大因素。城镇经济在生产率和创新方面应实现高效；城镇经济应保障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和城市内部差异；此外，可持续性问题已成为中国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Let me briefly outline the policy areas for reform that our study identifies. Some of those proposed reforms have already been announ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policies, in parallel to our work. Indeed, as we worked on our ideas, there has been a constant exchange between policy makers and the study team. This was indeed policy advice in real time.
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本报告提出的建议改革的政策领域。在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部分改革建议已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作为政策宣布。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在政府决策者和研究团队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实际是一种实时的政策建议。
The efficiency of cities is really about improving the density of cities. Sprawling urban conglomerations entail huge costs. Think of the infrastructure for roads, water, sewerage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It also stands in the way of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which requir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between all economic sectors, to achieve a synergy, as well as a productive, well-educated workforce. Think of cities like Stockholm, Barcelona or the Boston metropolitan area, as good examples. All of these are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cities.
城市效率的真正内容是提高城市密度。不断蔓延的城市集群会产生巨大成本，如道路、供水和污水设施以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成本，也会阻碍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创新需要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各经济部门之间加强合作，这样才能做到协同一致，打造出高生产率、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斯德哥尔摩、巴塞罗那和波士顿等城市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所有这些都与城市的空间格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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