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载文评价世行《20xx年的中国》报告 3月5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发布了题为《20xx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对中国今后二十年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广泛的政策建议。

报告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里取得的历史性经济成果得益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包括实用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区域竞争、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以及与全球经济的逐步一体化等等。报告一开始用一个戏剧性的图表显示，如果把中国31个内地省份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它们在过去三十年会全部跻身于世界上32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中，突显中国经济增长基础之广泛。 该报告还概述了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将面临的风险和机遇，比如，工业化进入不同的阶段、资本劳动比、人口结构、经济再平衡、对外收支、绿色增长、工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等等。

换一个角度，该文作者认为中国将面临四个基本的经济挑战：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我进一步认为，这些挑战实际上可能因祸得福。如果把这些因素处理好，它们反而可以变成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来源。

在劳动力方面，从过去几年的趋势看，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伴随着制造业的实际工资稳步上升，这一趋势最近还有所加速”。但是，正如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的省份，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在中国仍有1.7亿人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伴随着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形成的庞大中产阶级，已成为国内和全球需求的增长源，同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通常也会促进良好的治理制度，并促进社会稳定。

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过去中国经济在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上比较密集，这可能制约中国的增长。其

实，大宗商品价格过去几年的持续走高已经让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把高能源价格考虑在其中。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也创造了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以降低资源的使用，实现“绿色增长”。

在资本方面，随着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会逐步减小，但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的，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只有美国的8.7％，持续的资本积累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给中国经济带来动力。

最后在技术方面，尽管采用方便和廉价技术的机会将逐渐减少，但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进入全球技术前沿，甚至在一些领域（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推动全球技术进步。中国教育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其他科技毕业生。此外，中国可以越过一些过去发达国家必经的中间阶段，不必考虑发达国家对老化基础设施的废弃成本（lock-in costs），可以用最有效益的方式直接采纳前沿技术。

除了这四个基本经济因素，我们还需要分析中国将面临的全球环境。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的，中国过去三十年已受惠于有利的全球环境，包括相对开放的贸易环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世界市场的扩大、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内贸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这些有利的全球性因素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而且，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也将部分抵消来自西方的需求不足。但该文作者认为，还有其他三个应强调的全球趋势。

首先是国际政策的协调。20xx年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虽然G-20运作起来有时还磕磕绊绊，但已经成为主要经济体之间协调政策的事实上的平台。布雷默和鲁比尼用G-Zero来描述世界缺乏领导力或协调的状态，但世界各国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高，好比各国之间互相持股，G-Zero状态和政策上的我行我素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得不偿失，因此各国都会极力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孤立事件总是会发生，但国际政策协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央行以及其他

全球和区域性机构通过增资和其他途径进一步巩固它们的作用，G-20运作逐渐成熟，我们可能看到更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

其次是国际社会对政府应在经济规划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达经济体当前的经济情况表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行不通的，可以说对市场的盲目信任直接导致了现在这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展望未来，中国将在更开明的国际环境中运作。正如我们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看到的，总会有人继续发布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危险警告，但“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剧本，新旧模式将并存和竞争。中国模式的国际空间将会更大，而不是更小。

最后是“和平红利”。虽然美国选民可能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大经济和人力成本，但韩国、越南、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在上个世纪都经历了各种军事冲突，它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代价，会极力避免战争的发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继续从区域和平红利中获得实际利益，像汉唐时期一样“休养生息”，以获得长期的经济繁荣。

如果中国内部的基本经济挑战可以变成增长的动力，如果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会持续改善，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取向最有可能影响中国人对高收入社会的企盼呢？我们还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具体问题：中国能否继续改革和重新定义“中国模式”以适应情况的不断变化？在国际上中国能否将自己新获得的领导力转变成世界和自身的实际利益，而不是继续韬光养晦？中国能否重新建立一个超越狭隘经济利益的价值体系？最后，中国能不能定义出一个切合实际的高收入社会的目标？

首先，中国模式包括国家的长期规划能力和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根据地区性的试验、反馈回路、内部问责制，鼓励区域或本地竞争。中国要继续成功的关键是实现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最佳组合。中国模式的标签是超强的适应性，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组合应该是一种视情况而定的动态组合。

其次，在国际上，中国别无选择，最终将在某些全球性问题上行使领导权。我们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到，如果合理行使这种领导权，可能会给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大量的“领导者溢价”（economic leadership premium）。

再次，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或精神信仰，很多社会关系是短期性和交易性的。业务往来必须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腐败行为进一步削弱了任何其他层面的信任。如果没有一个价值体系，无论收入水平有多高，中国的幸福指数都上不去。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到20xx年中国预计会有14.7亿人口，决策者们需要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对这个庞大的人口来说是最优的、切合实际的和可持续的。中国的耕地占世界总耕地的10％，支持了超过20％的世界人口。今天，全世界总共有11亿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如果中国能如愿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那意味着全世界的高收入人口需要翻一番还要多。这是个史诗般的命题，前所未有的伟业。而且，中国步入高收入社会后，中国人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来源：华尔街日报 20xx年3月9日摘编：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第二篇：20xx 年的中国经济展望

《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概 要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GDP 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 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 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 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 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中国有潜力 到2030 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 为现实。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 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 段实施新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 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十二五”规划 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长 期战略。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研究引 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 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 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 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 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 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 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 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 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 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体系 国际化建立可信的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 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 系。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 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 的依赖，疏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 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中国已经 在建立研发体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前列。未来的优 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 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 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

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

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 “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 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 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 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这些政策有成功潜力，因为中国 具备诸多优势。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 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 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充分利用相对 发达的研发基础设施，推动迈向并拓展“绿色”技术前沿。

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 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 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 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 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 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 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 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 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 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 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二十年建立稳健财 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 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 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果 财政领域没有进行适当改革，新战略所需的许多其他改革将难以推进。

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 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过去三十年，中国从融入全 球经济中获益良多。今后二十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 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 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 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 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 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 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 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告在以上六个优先改革领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决策者需要 合理安排各领域内部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先顺序，以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并取得预 期效果。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决心，坚定的实施，部委与机构间 的协调和得到灵活且有效管理的协商过程——协商将确保公众支持并参与到改 革过程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之中。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一个风险增大的时期，中国 自身也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与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应对。应当牢牢把握的原则是，应对短期问题必须有

利于而非阻碍实现长期改革的优先目标。 4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