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
——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章绍甫、邱新有
[摘要]：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具有单向传播为主、传播手段单一、大众传媒难觅踪影等特点，其传播方式主要是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的混合传播。通过详细分析这种信息传播的特点，可以发现当前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存在着组织传播官方色彩过浓，而人际传播不力的缺陷，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缺陷也是导致当前村民自治出现困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村民直选 组织传播 人际传播 选举困境 洲村
一、引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农村社会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此均有精彩的论述，相关的文章与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当前涉农传播研究的热潮。
在传播学领域，有的学者研究了大众传播与农村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以舆论导向推进农村民主自治建设、唤起农民民主意识方面的宣传力度显然不足。（方晓红，2002：104）有的学者则在实证的层面，研究了电子媒介、纸质媒介、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及农户的接受程度，认为不同媒体或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有差异，电子媒介和报纸传播这些信息的效果不理想，而印发农业资料、组织培训、村里喇叭广播、人际传播的效果更好。（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有的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农村文化传播环境现状之后，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传媒、政府和民间要三方合力，重建农村传播体系，帮助农村控制自己的命运，促进农村传播事业的发展，建设和谐的新农村。（骆正林，2006）还有的学者从信息稳定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信息结构稳定、信息流量稳定和信息内容稳定与建构农村和谐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邱新有，肖荣春，2005a）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农村社会的信息传播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有的学者就对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信息缺失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政府的科层体系、媒介的缺席、受众的“位移”以及意见领袖的“缺位”是导致国家农村政策信息缺失的三个重要原因。（邱新有等，2005b）村委会选举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起点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观察村委会选举也成为目前研究村民选举的一个新视角。有学者在个案研究中就提到了村选举中的信息屏蔽及信息控制现象，由于信息被屏蔽或被控制而导致选举失去了程序上的正义。（邱新有，2006c）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现在涉农传播得到了学术界高度的重视，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学术真空有待去填补，其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可以有再创新之处。传播学研究农村信息传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对农传播问题，学者大多针对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在对农传播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分析，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改善对农传播。美国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人际传播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巨大作用，笔者在对数个村庄的田野观察中也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以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方式来实现，关于选举信息的传播尤是如此，大众传播在农村社会内部的信息传播中反而居于次要地位，而这些当前还没有引起传播学者的足够重视。除此之外，笔者
认为对农传播还缺乏深层次的实证研究，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问卷调查之上。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虽然对农村的信息传播有所涉猎，但也只是一笔带过，他们的主要视线还是集中在农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并没有着力探讨其中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处处都有信息传播活动，本文只是深入考察作为当前农村政治生活热点的村民直选过程中的信息传播状况。笔者从一个村的个案研究出发，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具体的情境中对选举各方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以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方式与特点，并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剖析当前农村村民自治遭遇困境的原因。
二、走进田野：洲村淡描
洲村位于华东某省中南部，离镇政府不到1公里，离县城也只有5公里左右。20xx年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连接319国道，极大地改善了村里的交通状况。在农村地区，该村的交通算是很方便。洲村总面积大约在10000亩左右，其中责任田面积4311亩，山地面积4693亩，另外村民自己开荒的山地面积约1000亩左右，是个典型的丘陵平畈村。这里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当地的土质疏松，盛产甘蔗、萝卜和竹篙笋。全村有不少的山地和沙地，适种红薯和马铃薯。据时任村委会会计的陈小伏介绍，该村现有760户，人口2782人，属于该乡较大的行政村之一，共分成9个村民小组。全村按照历史习惯，这9个小组又合成了4个片区：环洲、洲头、高城和后芫。
由于地处农村地区，除了离镇政府较近的高城自然村能收看到卫星节目之外，其他的自然村一般只能接收到当地的一两个电视节目。洲村村庄较大，自然村之间相隔的距离较远，所以村委会现在并没有有线广播等设备来通知村民一些具体的事宜，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来传达相关的政策与信息。除了看电视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之外，村民接收乡镇及村委会发布的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到位于村中间的洲头村小学的围墙上看村委会张贴的通知。村干部会把最新的上级指示、农业信息、计划生育政策等信息张贴在那里供村民阅读，然后依靠村民之间的口耳相传，最后传给村落中的“末梢受众”。20xx年冬天举行的洲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各种信息就是从这面围墙开始传播给广大的村民。
三、个案展示：洲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
按照T镇第六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日程安排，洲村选举共分为3个阶段：准备工作阶段、正式选举阶段、工作移交和建章立制以及验收总结阶段，时间从20xx年10月8日至20xx年2月15日。笔者于20xx年12月26日来到洲村，前后共8天，详细了解了这次选举准备工作的情况，并现场观摩了正式选举的全部过程，在调查中对选举活动的各方人员进行了深入详实的访谈。在下文中，笔者将在个案中充分展示出洲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特点。
（一）准备工作阶段的组织传播
20xx年10月8日，T镇成立了镇指导组，主要任务为制定具体方案；召开会议，开展选举培训；镇审计组对第五届村委会三年任期内的财务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进行宣传教育，广泛组织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省《选举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书写
张贴宣传标语。具体到洲村的村干部来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就是参加镇政府的会议，依照镇政府的要求制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在镇指导组的指导下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副主任，并向村民公布。至20xx年10月26日，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组织传播理论认为，组织内传播的形式大概包括书面媒体、会议、电话、组织内公共媒体和计算机通讯系统等，而会议又是组织内传播信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会议一般都有正式的组织规则和组织议程，会议发言者享有权威话语权，较之其他的口头传达方式，会议传播更具有权威性。因此，农村基层会议成为政治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我们从以上准备工作中可以看出，村民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参与其中，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还未开始，基本上都是镇政府和村干部在做先期准备，而参加会议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会议成为传达信息、动员群众、部署任务的最佳方式。T镇的领导前后召开会议共5次，运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来充分实现组织意图。但是这些会议内容村干部并没有张贴到村小学的围墙上，也没有以任何其他的形式告知村民，村民对这些信息一无所知。
（二）正式选举阶段的混合传播
洲村的正式选举阶段拉开帷幕始自20xx年11月28日进行选民登记。正式选举共分为候选人提名和正式选举村干部两个环节。如果说选举准备阶段的信息传播方式还是以组织传播为主的话，那么在正式选举村干部阶段，洲村则处处充满信息传播活动。上级领导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互动此起彼伏，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也是各尽其能，构成了洲村选举中的混合传播。
1．工作组的信息掌控
20xx年12月29日，洲村正式投票的日子。这一天，镇政府派了武装部长李承谦以及两位计生专干组成的工作组下到村里全程监督本次选举。他们在投票现场指导投票全过程，监督计票和唱票的整个过程，并为最后的当选者颁发了聘书。其实，笔者注意到他们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进行信息的沟通，他们不断地和村干部以及选委会工作人员进行着信息互动。而通过他们，镇领导也可以轻易地就知道选举现场的情况，工作组就是选举中保持信息上下沟通渠道畅通的联络者，起着信息把关人的作用。
投票当天早上，笔者来到位于村小学的选举会场，看到村支书正在和工作组商量#5@p员的分组情况。笔者看到工作组在这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得到他们的首肯之后#5@p员才开始整理票箱、分发选票，然后才离开会场，去各自的片区启动投票环节。下午在计票和唱票的时候，村支书同样要和工作组商量唱票和计票人员的组成，也是在得到他们的肯定之后正式的计票和唱票才开始。这整个过程中工作组都在现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他们也可以以某位计票或唱票者较累为由而随时中途换人计票或唱票，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组织意图的实现。
2．投票中的信息互动
人际传播有时效性强、反馈及时、适合劝服等特点，这使得它在农村的村民直选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成为村民之间信息沟通的首选。在洲村的本次选举中，#5@p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选票的发放与回收，他们是深入选民家中的人，可以说，谁掌握了#5@p员谁就
可能取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在选举的前一天，有实力的候选人纷纷开始做#5@p员的工作，人际传播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笔者曾经有机会跟随一位候选人到过其中一位#5@p员家中，这位候选人对那位#5@p员说：“明天的选举你一定要帮忙啊！只要我的票数不要太少就行了，要不就太丢面子了。”那人连连称是。笔者也曾经听到这位候选人给另外一位#5@p员打电话请求帮忙，而那位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就在10分钟前另一位候选人也打了电话给他。我们从中可以想象在正式投票前后，洲村依靠人际互动传播相关信息是多么频繁。
在正式投票的过程中，笔者跟随一组#5@p员走家串户，观察他们在投票过程中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互动。在观察中，笔者发现人际传播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传播信息的巨大作用。#5@p员在面对村民的时候使用各种方式，他们通过手势诱导、话语诱导、分工合作等方式来充分表达各方意见，以期改变或增强村民的既有态度，从而帮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票。在村民划选票的时候，#5@p员一般会用手指指着某一个名字，用手势诱导村民的选择。在后芫片区笔者就听到#5@p员这样告诉村民：“你不想选XX就在他的名字下划叉，你想选XX就在他的名字下划钩”，而村民很显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如果看到村民选择的是他们支持的人时，他们往往会说：“好了，剩下的你们照着这样划就可以了。”
（三）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特点
从洲村这次选举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的一般特点：
第一，单向传播为主，缺乏反馈。洲村选举中的组织传播主要是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的，而会议传播的一大缺点就是缺少反馈。特别是在上级对下级的会议中，上级的权威性更有可能压制下级的信息反馈。而在选举期间依靠人际传播的信息同样如此，大多数信息都是从村干部或#5@p员向村民的单向传播，村民对于选举本身的意见很少，他们多是被动地听从他人的建议后就草率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第二，传播手段单一，效果不佳。除了会议之外，洲村选举的信息传播手段主要就是张贴通告、标语、口号以及村民间的口耳相传。笔者来到洲村的时候发现村小学围墙上的通知、标语、宣传口号等早已被撕毁了，只剩下一点纸屑还留在墙上，笔者极力辨认也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依靠口耳相传的信息传播效果同样比较差，笔者发现村民对选举本身没什么兴趣，选举根本就不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话题，就是选举期间村民之间也很少对此交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大众传媒缺位，难觅踪影。笔者有时候在访谈中提到相关的农业政策时，村民们都非常了解，他们常常会说：“这是电视上说的。”但是关于村民选举这个话题，笔者发现没有一位村民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上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大众传播媒介在村民直选中的缺位是导致村民对选举信息漠视的外部原因。
四 讨论与总结
（一）民主选举中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
我国农村民主选举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各级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基层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相关信息的难度较大，所以组织传
播是基层政府传播信息的有效手段，而会议则是组织内传播的主要形式。但是在政府的科层体系之中，组织传播的多层次逐级传播显得时效性不足，信息的损耗以及失真现象较为突出。在农村村民选举这样一件广受关注的政治热点事件中，信息的上传下达非常关键，政府为了解决上述不利因素的干扰，往往会下派工作组深入到农村第一线去，这样可以随时掌握事情发展的动态，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迅速果断地作出决定，把握事情发展的走向。下乡工作组是一种超越政府科层体系的组织传播手段，对正式的组织传播是一种必要补充，它可以减少信息流通的环节，根据现场的变化随时调节传播的方法及技巧，它有助于上级指示得到充分贯彻和实施，是组织意图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
人际传播由于传播渠道多、反馈迅速、易于控制的特点而在村民直选的信息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选举信息主要就是通过“意见领袖”的两级或多级传播传向村庄的各个角落，村民往往依靠这些信息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现在的农村社会却面临着“意见领袖”大量外流的现实处境，这些人的缺失造成了村民获取相关政治信息的障碍。村干部、#5@p员在这时候就临时充当了这一角色，村民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信息却往往是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这些临时性“意见领袖”的意见往往最终左右了村民直选的结果，使选举的结果处于既定意志的控制之下。久而久之，这也导致村民对选举失去兴趣，他们之间交流选举信息越来越少，村民之间的选举信息壁垒由此产生。
村民直选中的官方色彩浓厚、人际传播不力是当前村民对民主选举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参与主体对选举本身失去兴趣的情况下是很难保证选举的规范性的。
（二）当前村民直选遭遇困境的信息传播因素
19xx年11月4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正式完成村民自治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制度安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村民自治就达到了一个理想的水平，其实我国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经济因素导致了村民对选举的冷漠，有的认为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村民选举徒具形式，等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同样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信息是在一种情况下消除人们不确定性的东西，人们得到信息之后就能消除对未知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而作出对这一事物的判断。在村民直选过程中，如果信息不能很好地传播给村民，村民便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来消除选举中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法作出自己的选择。久而久之，村民便对选举失去了兴趣，因为村民很难对一件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在洲村，由于传播媒介的单一化情况严重，加上村中“意见领袖”的大量外流，洲村的普通村民对选举的程序和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几乎没有村民会主动到村小学的围墙上看村委会的通知，大多只是路过的时候随便看一下而已。特别是关于选举的信息，更是少人问津。在正式投票时，大多数村民对#5@p员的再次到来表示很疑惑，他们问道：“你们上次不是来过吗？怎么又来了？上次难道不是选干部吗？”可以看出，他们甚至不知道村民选举分为提名候选人和正式选举两个阶段。作为村民直选主体的村民对选举信息的极度不了解，必然导致村民参与积极性的下降或消失，这可能正是某些村干部乐意看到的结果。笔者在对村干部访谈的时候，没有一位干部对目前村民这种对选举漠视的态度感到担心，他们
只以“村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差”为理由，而认为村民对选举的漠视态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村干部有意无意的信息隐瞒，加上村民之间信息的不对流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民主选举信息传播中的缺位，共同造成当前农村村民直选中信息传播真空地带的出现，这是当前农村村民直选面临困境的信息因素。
（三）总结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的制度化和扩大民主政治参与这两者的共同作用。村民自治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起点，而村民直选又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仅有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是不够的，还必须唤醒广大农民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但是，当前农村村民直选中出现的信息困境恰恰成为扩大农民民主政治参与的羁绊。
我国现在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阶段，要扭转当前这种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民直选中的信息传播状况应该得到改善。组织传播要不断扩大组织外传播的力度，使得信息的传播不仅仅局限在组织内部，使村民得到更多关于选举的信息；要尽力消除村民之间的信息壁垒，扩大人际传播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而大众传播媒介也应该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到村民直选中的政治信息传播中来，而不是成为游离于农村政治生活之外的媒介。在政府、民间和传媒的共同作用下，为村民直选营造一个透明、公开的信息空间。村民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才能够消除自身对选举的不确定性，产生对选举的兴趣，参与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中来，实现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的回归，扭转当前村民自治的困境。
A Case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ng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Field
Working Report From Zhou Cun, A Small Village in China.
Zhang Shaofu Qiu Xinyo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are mainly unidirectional dissemination, unitary dissemination method, and vacancy mass media,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f rural elections is mainly a mixture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fter a through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officially oriented wherea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less powerful. Therefore, there exists deficiency in the present rural elections. And this kind of deficiency becomes a notable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self-governance.
Key words: Rural ele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lemma of election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xx年第1期。
[注释]
*本次田野调查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邱新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政策与乡村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课题组的资助，其次得益于调查地干部群众的信任以及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依据学术惯例，本文的地名做了一定技术处理。关于该村20xx年换届选举的具体过程，可参见本人拙作《村政精英主导下的村民直选——洲村选举的观察与思考》（入选《中国乡村社会的选举与治理》一书，已签出版协议，20xx年底出版）。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社会工作介入与村级治理机制的创新（编号：06SH18）
[作者简介]章绍甫，19xx年生，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05级传播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与社会发展。邱新有，19xx年生，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与乡村社会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1] 方晓红（2002）.大众传媒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Fang Xiaohong（2002）. Mass Media and Countrysid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 骆正林（2006）.和谐社会与农村文化传播体系的重建.新闻界，（1），48-50.[Luo Zhenglin（2006）. Harmonious Socie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untryside Culture Dissemination System. Press Circles, The First Issue, P. 48-50.]
[3] 邱新有，肖荣春（2005）.信息稳定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22.[Qiu Xinyou, Xiao Rongchun（2005）. Information Stabi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Harmonious Society.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The Fifth Issue, P. 20-22.]
[4] 邱新有，肖荣春，熊芳芳（2005）.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信息缺失现象的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0），203-208.[Qiu Xinyou, Xiao Rongchun, Xiong Fangfang（2005）. The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Countryside Policies.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The Tenth Issue, P. 203-208.]
[5] 谭英，蒋建科，陈洪（2005）.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传播农业政策的效果及农户接受程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9），64-67.[Tan Ying, Jiang Jianke, Chen Hong（2005）.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hannel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Acceptance by the Farmers. Agricultural Economy Problem, The Ninth Issue, P. 64-67.]
[6] 章兴鸣（2006）.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天府新论，（3），8-10.[Zhang Xingming（2006）. On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Rur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 New Opinions of Tianfu, The Third Issue, P. 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