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作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后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爱情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现代的人们对爱情有各种各样浪漫的、直接的表达，而古人们也多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或是描写一些感人的爱情故事。相比于现代直接的表达方式，古人们诗歌中委婉的叙述让人更加领悟爱情的美好，亦或是感受其中的哀婉。这首《越人歌》是中国第一首译诗，是楚辞的艺术源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我们知道它大多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一句清楚的表达了歌者的爱慕之情。而说到楚辞，自然会联想到更加古老的《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开篇便是这篇《关雎》。在风景如画的小溪边，伴着雎鸠鸟轻快的鸣啼，男子对河中小洲岛上美丽的姑娘一见倾心。“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自从一见，男子便再也忘不掉，求之不得，便是寝食难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既是情有独钟，便少不了要追求一番，琴瑟和谐，终于迎得佳人归。
相比起《关雎》最后美满的结局，《诗经》中另一首情诗《蒹葭》便要凄凉一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曾有人说：“古之写相思，未有过之《蒹葭》者。”相思之所谓者，望之而不可及，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而求之，终不可得也。不管诗中的主人翁做什么努力，他所倾慕的佳人总是在他望而不及的地方，得不到却又放不下。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间，文止而余情不散。
从古老的《诗经》中走出来，便是两汉的乐府名歌。乐府双壁之一的《孔雀东南飞》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描写了一庄凄婉的婚姻悲剧。在封建社会的古代，宗教礼法、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根深蒂固。纵然男女主人翁希望婚姻爱情自主，对爱情忠贞不二，却还是抵不过父母之命。全诗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以孔雀失偶暗示夫妻离别，孔雀徘徊返故，便为全诗奠定了深沉悲哀的基调。“君当做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是离别时相互承诺的誓言，却因家人的逼迫而无法坚守，最后只能是“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而后，两家的长辈似乎有所觉悟，要求合葬。“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这一段似乎和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梁祝》的化蝶很相似，生不能同衾，但至少死而同穴。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长达几千年，像刘兰芝和焦仲卿这样的故事自然不在少数。我们所熟知的大诗人陆游和他的表妹唐婉便也是一对苦命鸳鸯。本是琴瑟和谐的一对夫妻，却硬生生地被陆游的母亲拆散。无奈之下，陆游只好听从母亲的教诲，重理科举课业，等到科考失利回到家乡，唐婉已嫁作他人妇。两人在布局典雅的沈园不期而遇，勾起了两人潜藏在心底的思念。陆游看着心爱的人与他人相对而坐，浅斟慢酌，感慨万千，于是提笔在粉壁上写下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而后唐婉见到陆游题的词，心中难以平静，在墙的另一边相对而作了另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妆欢，瞒、瞒、瞒。”留下这首令后人唏嘘叹息的《钗头凤》后，本就柔弱的唐婉抑郁成疾，不久便香消玉殒。
陆游浪迹天涯数十年，企图借此忘却这一段凄婉往事，却不能成功。等到倦游归来，重游沈园，往事涌上心头，感慨之下写下了《沈园》二绝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
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曾是惊鸿照影来”，走在沈园幽静的小路上，陆游仿佛看见了唐婉的影子。在他生命剩下的几年中，他追忆往昔，感念他们这段往事，又写下了几篇怀念唐婉的诗词，后人读到免不得要几番唏嘘。
中国诗歌发展的漫漫长河中，描写的爱情当然不止这么几段。古代的诗人，不管是婉约的，豪放的，现实的，花间的，都多多少少留下过几篇感叹爱情的诗词，白居易《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李商隐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也有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然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豁然开朗。更有柳永“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感伤情怀。即便是豪放的苏轼，也在悼念亡妻时写下了《江城子》这样表达了无尽哀思的词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些诗词中留下的爱情故事，让后人或是叹息，或是憧憬。总之，令人回味无穷。
第二篇：中国文化概论(通识课)课后总结
西周分封建国与统一化文明进程的开始
统一有赖于先民的不断努力而缓慢演变。
《尧典》可能写作与西周中后期，主要讲尧时期发大洪水、大禹治水以及天文历法活动。书中讲的“敬授民时”，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发达，代表着农耕文化的需求。先人对太阳神崇拜是对时令的追求。《汉书》中讲帝王的事情是“承天之序”，帝王要对上天负责。陶寺遗址的发现救活了《尧典》，它用来测节气的到来，非常准确，并且世界最早。里面的陶器华贵,优雅，表明贫富分化并未对立。上古时期的族群凝聚是初步的凝聚，是不稳定的，靠自身的文明来吸附。远古时期环太平洋地区文化具有相似性。相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是组成民族的三要素。精神上的文化建构和族群凝聚要靠某种介质、精神表现方式实现。最早权利来自神职人员。从夏代到西周之前的历史就是族群代兴的历史，弱小的族群向强大的进贡、服凑。 4.夏启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开始出现镇压，族群代兴激高到极端。中华民族统一化民族在周家分封建国以后，进行了新的大合，并由此开始.西周分封制对民族团和有决定性意义，周武王公伐商中途周公建议在洛阳建精神首都。认为洛阳离天最近，要做天的主人，周公辅佐文王促进分封制的形成。分封制：以亲族血缘关系为标准，分邦建国。一个民族性格是在关键时期造就的。灭国不灭香火---一种很蛮昧的宗教观念导致很人道的政治现实。周先人贫穷、无阶级分化、文化低，所以让殷商后代向礼，给他们服务；说明“胜利的只有文明”。分封制对原始血缘关系、居住、生活是一次重大改造。古代百姓与官方交流的主要事件：交税和打官司。儒家对君民关系的两种比喻：一，君民是大脑、心脏和四肢的关系；二，君民舟和水的关系。中国周代所说的“和”：盐梅和羹：把不同元素放到一起达到一种平衡，即：中庸之道。古代“乡饮酒礼”，说明人情味浓，个体与集体有机结合，典礼当中所有人各尽其职，都要受到尊重和照顾。分封建国实际上是人群的一种拆解和结合。血缘关系被人为拉长后极其明显的效果就是开始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去弹压地区反叛倾向。分封制需要和王朝结合成一个整体才能长期生存。分封制本身就是针对异族林立的社会现实，它本身就有同化异族的潜在功能。
文化多元发生的时候,需要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这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个统一化的文明进程，实际上都是区域性文化的发展，它们如何走向一种统一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有赖于先民的不断地这种努力才能完成这个过程。
民众的历史品格
文化取决于大多数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分封制度下“国人”就是城里人，随着人数增多，土地兼并严重，最终爆发战争。君民是舟与水的比喻证明了国人地位的沦落。
政府征求国人意见有三种途径：国家有危难，迁都，立国君。此时国人很有发言权，力量很强大。但当民众普遍太穷困时容易被野心家利用，需要确立民众的真正的政治品格。历史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宣传、启蒙来的。自强不息、兼容并包。《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赋予中国文化以创造力和持久性。无数仁人志士，在身处逆境之际，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一己生命安危，奋起抗争，鞠躬尽瘁，表现出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力量。历史上华夏民族人口众多、文化先进，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在内部融合吸收各族文化的精华，而且也能接受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等。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中国文化的传承得以久远。
以人为本、崇尚道德。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在价值观上便是对道德的崇尚。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古代君子大多能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致力人格完善。他们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往往超过对生活改善的兴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惟一的平等观念，就是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儒家鼓励民众，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平等的箴言。
和而不同、中行无咎。中国文化还具有贵“和”尚“中”的意蕴。“和”是把众多矛盾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是在“和”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境界，做事有分寸就不会引起相反的效果。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度，事物就发生质变，朝反面转化了。所以，只有“中”才是保险安全之道。这种思想使得中国人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存小异，自觉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老子与中国各朝官僚文化
古代的社会矛盾是如何提高人们道德水准。教化论是一种君民同体主义，用道德标准衡量，发源于小邦国的政治现实，根源来自西周礼乐文明。上天赋予人独有的东西就是人性。活在因果律中，哲学上来讲人没有自由。老子的主要思想是“无为”。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
“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他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道”：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而方法“德”来源于事物的规律“道”。“道”可以理解为人们循着它行走以便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道路”，是“运行之所遵循的规矩”，引申为人们行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处事方法，系统的组织范式、运行的程序规则，以及各种存在物的运动规律等。
专制主义的充分发展，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一方面使中华民族在心理文化上普遍认同整体利益和集体原则，因而成为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的源泉；另方面也培植和强化了国人迷信权利、服从权威的官本位心态。
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思想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文化上表现为“内圣外王”心态的形成。其作用是以伦理修养来沟通政治关系和家族关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强调从个人修身开始，由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到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最终到天下国家秩序的稳定它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道德为核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
宗法制和“家天下”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在组织结构方面，“家国同构”，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这种模式，形成了忠孝两全的政治伦理和传统，宣扬孝悌为“忠”之本，忠是孝的极致。当然这种学说也形成了中国古代重道德、轻法律的局面，往往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影响了法律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