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提案：保障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质量安全 “加快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相关政策配套”“加快中药材第三方检验公共平台建设”“合理开发药用动物资源”“对医用中药饮片实施批准文号管理”“建立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闫希军代表今年撰写的几份提案集中于中药材和中药质量安全保障方面。
完善中药材全程质量追溯体系，有利于消除中药材供销领域中制假售假行为。闫希军介绍，国家政策明确提出要建设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但是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如产地到药房环节复杂、中小企业积极性不高、缺乏准入标准和严格监管等，这个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系列政策的扶持与鼓励以及相关部门统筹安排。他建议，要加速推动中药材追溯体系中质量信息建设，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引入经过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服务机构，可在各环节的溯源二维码增加质量信息，实现质量信息的动态传递，真正做到“来源可知、去向可追、质量可查、责任可究”。还要加快中药材追溯体系建设与运营维护并举，引入市场主体实现自主运营，并强化中药材/饮片使用终端的政策监管力度。
加快社会化、多元化的中药材第三方检验公共平台建设，有利于改变中药材领域质量检验机构不足、体系不完善、落后于中药业发展需要的状况。闫希军认为，第三方检验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问题在于中药材与中药饮片属性的模糊性以及法律监管的双重性，客观上为非法经营行为造成可乘之机；.现有中药材检测机构不足，中药材质量安全评价体系不完善。他建议开展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服务行业试点示范；组织行业专项，推进中药材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政府加大中药材全行业监管与抽查力度，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价机制，建立中药材质量公共查询平台。
合理开发药用动物资源关系到中药临床有效性。闫希军指出，一些动物药活性成份作用强，疗效更显著，毒副作用更低。中医药使用动物入药，成就了一批传统、经典、特效的中成药。他建议从国家战略资源角度出发，保护中医药文化及珍稀药用动物资源产业化发展，完善野生动物驯养和繁殖利用法律制度，实现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良性发展。
同时，闫希军还建议，对中药饮片实施批准文号管理，杜绝中药饮片染色掺假、违规经营、非法加工等乱象，以进一步规范中药材市场管理；建立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完善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化管理体系，提升中药现代化水平。
第二篇：2两会提案案例及分析
提案1：应立法认定“过劳死”为工伤
作为第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胡小燕是这一届人大会议的热门人物。近日，她针对频频发生的职场“过劳死”现象，呼吁通过立法预防“过劳死”。
胡小燕希望将“过劳死”定为职业病，定期对劳动者进行身体检查，排除潜在生命安全隐患。她认为，长时间工作是“过劳死”直接且重要的原因，劳动者往往被动接受各种影响生活和生命质量的苛刻条件。从社会发展来看，公正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和细化。例如，不健全的薪酬机制、不公平的福利待遇、浮躁攀比的社会心理等。
胡小燕建议，把“过劳死”认定为工伤，让用人单位主动调整工作标准与评价，为提高劳动者生活和生命质量提供法律保障。
分析：
“过劳死”算不算职业病？
目前我国法律对“过劳死”概念并没有界定，至今全国尚未出现一例劳动者“过劳死”诉诸法律并获得用人单位赔偿的案件。北京市海淀法院法官胡高崇曾呼吁及时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目录之中，从而使患病职工享受工伤待遇。
按照现行的法律框架，“过劳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和职业病，从而导致受害劳动者往往索赔无门。也许“过劳无责”加剧了“过劳用工”的肆无忌惮。
未有“过劳死”获司法救济
“过劳死”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是指基于劳动用工方面引发的、由于用人单位严重违反劳动法规定，致使劳动者过度劳累致死的情形。其主要表现为劳动者长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劳动强度及工作时间；没有其他明显原因的突然猝死；通过尸检排除突发疾病引起的死亡。
虽然近年来“过劳死”频频见诸媒体，但“过劳死”引发的官司可谓少之又少，而全国尚未出现一例劳动者“过劳死”诉诸法律并获得用人单位赔偿的案件，仅有两起诉诸法院的案件均是庭外和解。
“过劳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
“过劳死”难获司法救济，其主要原因何在？按照现行的法律框架，“过劳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和职业病，导致受害劳动者往往索赔无门。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多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执行公务时发生伤残或死亡。虽然也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但如果劳动者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或者即使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超过48小时之后死亡的“过劳死”情形，都无法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待遇。
应在立法上为过劳死“正名”
按照有关劳动保障条例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所受到的惩罚仅是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以及轻微的罚款，根本不能保证劳动者的基本工作、休息权益。司法界人士认为，“中国必须将劳动者的休息权提到更高的保护层面，在立法上为‘过劳死’正名，及时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目录之中，从而使患病职工享受工伤待遇，进而加重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根除用人单位肆意安排劳动者加班的陋习。”
此外，在司法上应强化对“过劳死”的保护。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要赋予劳动者拒绝加班的“辞职权”，在劳动者因为拒绝加班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可以认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从而支持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的诉求。此举有利于加大用人单位的违规成本，降低劳动者“过劳”风险。
提案2：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 实行公款吃请公示制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安徽省工商联主席李卫华建议，借鉴意大利刑法把公款吃喝玩乐定为贪污罪，把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吃喝腐败。
李卫华分析说，相对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国，我国公款吃喝可以在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一些领导认定“接待无小事”，逐渐形成了“想吃就吃”“不想吃也要吃”的接待体制。而且由于公务接待的主体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加之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使得公务接待中的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
李卫华建议，将公款吃喝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把公款吃喝纳入刑法，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吃喝腐败，“无疑能让更多的公款吃喝者有所顾忌和收敛”。
李卫华还主张推行信息公开，规范公款接待行为，解决那种“公款接待成个筐，什么费用都可往里装”的现状。他建议，定期公布“三公消费”等经费预算、决算，超预算公款消费就是违法，建立健全财务审批程序和会签制度，严格执行接待标准，超标治理。李卫华还主张实行“公款吃请公示制”，让公务接待费用和费用报销环节透明，接受检验和监督。
分析：
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公款消费应如何遏制，也成为本届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公款吃喝浪费大量国家资财，也吃坏党风、喝痛民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虽然频发禁令，但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屡禁不止，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公开公款接待行为，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可以加强对公款吃喝的限制程度，对这种腐败现象有一定作用。但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抓紧党风党纪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官员们的认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