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小论文
《三国演义》小说研读
一、论文范例
简析 《三国演义》中的梦
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受梦意象、梦文化浸染颇巨，梦意象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叙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学因子、艺术因子。通过梦意象，我们可预知文中未来、人之生死;它亦是人物心理绝好的潜台词、行文启承转合处的重要枢纽。宏篇巨峡的《三国演义》堪称我国叙事文学之骄傲，世代积累、成于众手，其中所积淀的梦意象等文化底蕴自不待言。当我们把对经典关注的视角放小再放小时，不难发现，活跃于《三国演义》中的梦意象为其增添了一道夺目的光彩。
《三国演义》中关于梦意象描写众多，全书120回中有25回提到梦，记梦约30余例。梦在其中可谓能采天地之精华、通阴阳之神冥，按其所蕴含的意义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天体帝王梦、吉凶祸福梦、托梦和假梦、诈梦。
1.天体帝王梦。天体帝王梦与帝位紧密相关，象征和预示着帝王的登基、朝代的更迭。《三国演义》全书由始至终都闪现着诸多的天体帝王梦，如第九回董卓梦龙罩身;三十四回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而受孕，生西蜀后主刘禅;一百一十三回吴主孙琳即位之前“夜梦乘龙上天”等等。这些梦积淀着以远古神话观念为其思想基础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念，同时也因特定时代而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天体入梦兆示称王体现出我国先民对天体的崇拜。《山海经》中由“烛阴”到“曦和生日”“常曦生月”，古人可爱的描述将天体与传说中的帝王之间确立了一种对等互化的关系，“君权神授”由此得以滥筋。此外，对天体的信仰是对力量的信仰、向往，“女蜗补天”、“夸父逐日”、“后弈射日”正是人们为追求力量而不懈努力，而日月星辰龙等天体则渐渐成为中华的图腾，象征着华夏之繁昌、人民之勇敢，这是我们民族心灵共具的力量。汉末是一个动荡苦难的年代，更是一个呼唤英雄的年代，饱经战乱的苦难民众热切希望有个日般、龙般的人物解民于倒悬，结束这场灾难。这一普遍的心理愿望构成天体帝王梦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当然，天体帝王梦还是以传达统治欲为主，更多地反映历史个人的某些真实心理。回首历史，历代帝王登基之前大多都要经过一番艰苦残酷的血腥斗争，能否制胜，他们往往也不能成竹于胸。于是，他们需要并寻求一种神秘而具有感召力实质却是欺骗性的力量来助己一臂之力。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可以接触的神秘，梦。于古人，梦更是神秘的，其神秘性更是无从证伪。因而“以梦通神理梦得神授来提高自身的价值，成为古人从政的一种手段。由此，梦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自己赢得了一席用武之地，成为帝位竞逐者手中心仪的工具—天体帝王梦不再神秘。《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有这样一梦: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权母吴大夫人病危，召周琦、张昭二人至，谓曰:“我本吴人，幼亡父母，与弟吴景往居越中。后嫁与孙氏，生四子。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卜者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炙!?
吴太夫人的富贵运好得让人不得不去思索，“梦月入怀”后还能再次“梦日入怀”，而如此大吉大贵之梦直至临终才道出，于理有碍。与其信其巧，不如信其伪。回到那段叙述中，临终道出遥远的回忆，吴太夫人无非是为儿子孙权收拢人心—“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格外神奇的背后原因恰恰简单!当然，我们也不可以绝对地断定这些梦仅仅就是工具角色而一概否定其存在的可能，若是日思夜想真梦到了也未尝不可。看到了梦背后的文化底蕴，看到其工具性后，我们承认其存在的可能性仍然是有必要的。当然，究竟真的曾存在与否，只有土中的故人自知了。
2.吉凶祸福梦。于古人，梦是可以亲身经历的神秘，梦中的知觉“是一种实在的知觉，这知觉是如此确实可靠，竟与清醒时的知觉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见，是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冈梦
在古人那里是全知全能的归蔽。渊远的梦文化中示人吉凶祸福展现出梦存在的最大意义。吉凶祸福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社会的发展变革、人的生存斗争总有着非吉即凶的前途与结果，若能预知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作出决策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梦成了他们的咨询者。《三国演义》中大多数的梦都是用来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如第七十三回关羽梦黑猪咬足，预示亡身;一百零五回后主刘禅夜梦成都锦屏山崩倒，预示孔明之亡、西蜀之亡;再如第一百零四回魏延梦中头上长角、一百零六回何晏“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一百一十六回邓艾梦登高山脚下突进一泉等等，这些梦都预示了个人的亡身之祸，是凶梦。凶梦在《三国演义》中颇多，比例远远大于吉梦，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年代的血腥味道，是反映历史真实的巧妙角度。没有吉梦便会失真，徒有凶梦的年代恐怕世间难找。第二十五回甘夫人之梦充满了吉祥。她“夜梦皇叔身陷土坑之内”，醒来“与糜夫人论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从梦占的角度看，这是一例“反梦”。“反梦”即极反之梦，以完全相反的方式预示事态的结果。回到梦的背景，当时的刘备在袁绍与曹操交兵之计，兵败落荒到袁绍处。曹操用程显之计让关羽斩颜良、文丑，使刘备步步临于危境，幸好刘备随机应变、得计逃脱方化险为夷。刘备是作者理想中的圣君名主，为此作者不惜笔墨，充分展示其忠厚之余，还让他遭榷难、入险境，从逢凶化吉的角度来再次肯定刘备。
此处需说明的是天体帝王梦与吉凶祸福梦虽然在兆示个人前途上有相同的地方，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与帝位紧密联系，后者侧重存亡得失。
3.愿望的延续—托梦。“将情意寄托于梦中，亦即依托于梦来通情达意，满足某种愿望”，谓之托梦。托梦体现了古人的梦魂观念。梦为魂游，可通天地，近鬼神，在梦中生者的梦魂与死者的亡魂得以交往沟通，梦所承载的是人越来越多的寄托。恩格斯曾指出，由于受梦象的影响，远古的人们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关于梦魂观念，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做过专门的理论阐述，但大量存在于文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表明，梦魂观念早已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土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观念。庄子就曾无意中接触到了古人的梦魂观念。《庄子·齐物论》中有:“其寐也魂交”，意为人在睡眠时魂魄可以脱离身体进行独立的活动，魂魄的这种活动形成了梦。屈原的《九章·惜诵))有:“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这里是说梦魂是人的魂魄在梦中的活动;《招魂》中又有:“帝告巫阳曰:?……魂魄离散，汝盆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难从。??若必盆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其中的魂魄是死者的魂魄，因离身散亡巫阳也无法招回，即使招回来也因躯体坏死不能再用。显然，这里说的是亡魂。上述的梦魂亡魂与恩格斯所说的受梦的影响而产生，“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基本上相一致。《三国演义》中第七十七回王甫、刘备之梦便是亡魂与梦魂直接对话的场景:
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不知主何吉凶?忽一日，玄德自觉浑身肉颤，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宁睡，起坐内室，秉烛看书，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阵冷风，灯灭复明，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玄德问曰:“汝何人，黄夜至吾内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视之，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玄德曰:“贤弟别来无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与沃情同骨肉，因何回避???关公泣告曰:“愿兄起兵，以雪弟恨I”言讫，冷风骤起，关公不见。玄德忽然惊觉，乃是一梦:时正三鼓。
关公在王甫眼前“浑身血污”，又在阴风惨惨、鬼气森森的氛围中见刘备而往来躲避、凄凄泣诉。“愿兄起兵，以雪弟恨!”，关公死而不甘呐!“雪恨”这是刘备也是我们能共知的英雄的遗愿。而死者的亡魂直接向生者的梦魂报知亡身，这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悲哀，这悲哀显示出死者与生者之间阴阳相隔的凄惨与悲痛，也显示出人类对于死亡的深深无奈。
4。无梦之梦—假梦、诈梦。严格地讲，这类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梦，是为达到预期目的(常常具有欺骗性)出于掩饰和骗取信任的需要而有意为之的梦，有梦的形式，无梦的内容。假梦、诈梦的出现是人对梦认识深入的结果，反映了人对梦主体意识的增强。梦在最初对人是有威慑力的，令人疑惧迷惑。随着人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梦的探索也不断深入，梦的一些特征渐渐被挖掘出来，如梦的封闭性，梦象的无法证伪，以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等等。人对梦的崇拜心理在对其认识的过程当中渐趋弱化，以致渐渐地梦可以为我所用，或为借口，或为手段，而这一切又是如此美妙，以梦为名，你尽可荒谬，更不必担
心会被拆穿，因为只有天知、地知、梦知、你知。《三国演义》中周瑜、曹操便用梦成就了各自的一番目的。他们的成功归属于自己的“演技”高超，更归属于对梦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如梦的封闭性可以令其不必担心目的会为人所知;梦产生的不由自主和“梦中见隐衷”让受骗对象探信不疑等等。相信最初发现梦可以为人服务时，人们曾会有些许，惊喜，到周瑜、曹操之时己平常到不以为然了。
“意念先行”
——《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国演义》中特征化性格的人物给历代读者都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但是，本文想探讨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思想根据和具体运用，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加以批判和借鉴。
“意念先行”的历史限制和思想依据
《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
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之后的《金瓶梅》表现了这种转变，《儒林外史》基本上实现了它，《红楼梦》则在更多的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知道了罗贯中的创作是“先入为主”式的，因而也就很自然地看到了作品中一个个的“脸谱”：单纯而明确。
“意念先行”导致人物的特征化与品性化
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下面本文就“四绝”略作分析。
“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
“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
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
“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
“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
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
第三节 “意念先行”的缺陷、效果及影响
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作品中看不到鲜活的个人，看到的只是作者头脑中的思想的图解。因而，文本中缺乏深入细致的心理剖析，人物的思想行为也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语言动作常常是程式化的。这样一来，人物就处于古典式的静穆状态，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
从时间上考察，曹操的奸诈从幼年直到六十六岁死去，几乎没变。人生的沧海桑田，政治的险恶风波，战场的出生入死，似乎无法动摇其本性。可见作者多么着力于刻画这个“反面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同样稳定不变，“三分天下的隆中决策”是其一生智慧的光辉结晶，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则是这一英明决策的具体演绎，并且写战争也不服务于对其个性的展现和挖掘，反而用一种概括性的、综合性的写法，这充分表明了作者是在借这样一个人物来对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进行空前的大总结。
当然人物也有一些发展变化，却又不是性格的内部不平衡导致的。例如，曹操自从被“衣带密诏”斥责讨伐后，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奸臣国贼。这是由于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触犯了正统的封建伦理而引起的。另外人物品质的突然变化也让人不可理解。曹操在汉末群雄中是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当益州别驾张松身怀西川地理图本想献给曹操时，哪里料到“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言语冲撞，遂乃拂袖而起”。以曹操的政治胸怀会这样吗？而且人物感情的变化有时竟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轴心的，卧龙吊丧，先大笑，后哀恸不已，经庞统说破后，“遂相欢乐”。
上面所述的细节，都使人物显得不太可信，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怎样地受制于作者的主观决断。作者往往不是让我们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而是以现象直接解释本质，可谓事事见本质。关羽对张辽的“三罪、三便”回应以“三约”，实际上是作者从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上对客观形势和关羽处境
的特殊性作的解说，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规定了关羽此后的一系列活动，而不是任凭人物按照其性格的内在逻辑自由地发展。同时，作者还用理性观念对感情的流露做出明晰的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服。“孔明挥泪斩马谡”，哭了三次，但每一滴眼泪都被及时地说明是从理性观念和法典中流出来的。诸葛亮忠于西蜀，诸葛瑾仕于东吴，因此他们两兄弟相处数十年间，从来不肯让手足之情稍稍逾越君臣大义的范围，甚至有时候双方还利用兄弟关系来布置机关，算机对方。就连家庭、婚姻、亲属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也难得见其真情的“灵光一现”，可见人物多么缺乏内在的生命张力。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缺陷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省略”。因为在前面提到，这些人物都是印合着广大群众的心理需要的，似乎只须展现人物的行动，人们就能猜测出其心理过程。可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作者创作的年代还是长篇小说的初期，他不可能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创作理念。
然而，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卡琉斯、赫克托耳光芒四射一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等也是我国文学中光辉的艺术典范。尽管两者在人物塑造上有比较大的差异，其效果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一点，只要看过作品、了解文学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所以就不再赘述。
既然效果如此好，自然也应该关注其影响，对此还是要辩证地对待的。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历史性，不能固守于一隅，太过于夸大这种创作方法。要避免出现像十七年文学中令人啼笑皆非的“高大全”僵硬形象。要学会分析鉴赏，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继续探讨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具体演变。另一方面，我们要从中吸取有用的创作经验和技巧，比如一针见血地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运用生动的细节和传奇的故事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这实际上已经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二、供选论文标题
1、 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与君主的关系及其才智的发挥
2、 《三国演义》中的女性角色研究
3、 “蜀中无大将”之反思——论刘备、诸葛亮用人之误
4、 浅论三国人物之XXX
5、 从三国中看我的人生观（三国精神的当代意义）
6、 《三国演义》之人才趋向研究
7、 《三国》之成语研究
8、 《三国》谋士命运研究
9、 《三国演义》中的接待、宴会与计谋
10、《三国演义》与中华智慧
11、浅谈《三国演义》的第一主角
12、《三国演义》中的“义”忠 孝
13、《三国演义》 中心理描写初探
14、武侯何以退仲达──探《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奥妙
15、《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手法
16、《三国演义》中曹操之“笑”探微
17、《三国演义》蜀汉灭亡原因之我见
18、《三国演义》里的性格悲剧
19、简析《三国演义》中的梦
20、《三国演义》中帅才的读书观
21、英雄成败评说——《三国演义》吕、袁、曹事业兴衰探因
22、你有奇谋 我有妙招 ——《三国演义》中谋士才能之比较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