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传播学方法论

传播学科最早起始于古希腊修辞学研究，后拓展到语言学等领域，19世纪又因新闻学等兴起，而学术脉络日益清晰的学科，终于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互动的、灵活多样的新闻传播形式，文化与政治、市场与意识形态、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多样化关系，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交叉，都给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正进一步加速方法论的整合与创新。同时，20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媒介统治力量的焦虑和兴奋正在发展出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理论和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理论，为不断加强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力量更深的认同。在西方众多政治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它更加概念化为普遍的传播学。这种学科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既新鲜陌生，独具魅力，又狐疑颇多，谨慎地在抗拒中吸收。

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设置的传播学以及相关的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已经多达近300家。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并研究信息、媒介、传播问题。我国传播学的方法论与方法方面正由单一、经验向多元、科学演进。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一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者们努力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和新运用，发表了一批系统评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以及邓拓、张闻天、陆定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贡献的学术论文，对经典作家关于党报、舆论导向、精神文明建设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版了许多论文集。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可以依靠我们自己丰富而悠久的整体观、朴素的系统思维以及归纳、总结等传统，但是，当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更加需要多元化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我国媒介与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的变动高度相关，从中产生了大量的新课题，而解决这些课题就需要我国传播学家解放思想，创造性地产出成果，培育、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传播学体系。我国传播学学科体系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选择中探索前行。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实力强大，它的学术研究也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和方向标，特别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得我国的传播学呈现出日益被西方话语体系“化”的趋势。虽然在学术范式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做或然选择，有简单的二元论嫌疑，但是理论和方法都是人家的，只有研究对象和情景是自己的，这是令中国传播学学术界有心改变而无力实现的事情，而且，推而广之，恐怕这种郁闷不为我国的传播学界独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元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品。

我国传播学的方法论与方法方面正由单一、经验向多元、科学演进。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可以依靠我们自己丰富而悠久的整体观、朴素的系统思维以及归纳、总结等传统，但是，当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更加需要多元化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系统论、意识形态、文化研究、质化、量化等方法论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见诸于近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十五”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五年。在这五年里，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下，融中国传统传播思想资源、西方传播思想资源于一体，加强和完善新闻传播学自身建设，同时又要紧密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问题，为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我国正在进行的媒介与传播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因此，我国传播学研究对象是全新的，研究素材是丰富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我国媒介与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的变动高度相关，从中产生了大量的新课题，而解决这些课题就需要我国传播学家解放思想，创造性地产出成果，培育、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传播学体系。这一学科体系是科学的，开放的，前沿的，是我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班级：B0420091

学号：1042009006

传播系研究生林诗吟

第二篇：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