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异同比较总结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相似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首先，从背景上看，两次改革都是在本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社会面临殖民化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第二，从性质上看，两者都具有资产阶级维新的性质。第三，从目的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从背景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变法维新之前，中国和日本都在遭受外来势力的践踏，国内都有改变当时状况的强烈呼声。在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出向西方学习，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以期振兴中华。戊戌变法更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出变革要求。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尊王攘夷”为精神，天皇成为了民族团结、抵御外来入侵的精神中心，于是天皇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求促进日本各个方面的进步。

第四，从作用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两者在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鼓励工商业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对政治方面的改革使民众获得一定权力，并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对军事的改革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对文教方面的改革培养了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技艺的人才，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有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并使日本逐渐摆脱了民族危机，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军事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方面具有极其重要作用，可以说有了明治维新，才有了现在的日本。

然而，上述这些相同点并没有使两者“同归”，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以下几方面上： 从变革的经济条件上看，日本是优于中国的。变革之前，虽然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绝对的优势，力量十分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一个生长在封建经济夹缝之中的弱苗，中国根本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在幕府统治后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大名与各藩的大商人相勾结，发展藩营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鼓励了工商业，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是优于中国的。

从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上看，两者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中国戊戌维新时所面临的反对力量是异常强大的。封建势力已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要想一下子将其推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早已习惯于受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就产生了惰性，总是安于现状。所以维新派不仅要同强大是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更要激发民众的反抗热情，力量并不强大的资产阶级维新者们很显然抗不起这一沉重的担子。 而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

——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两者依靠的力量和实施方式是不同的。戊戌变法依靠的是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而当时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手中，保守派害怕维新派势力发展强大，当然对维新运动持反对态度，这给变法政策的实施造成很大阻力，仅管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而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尊王攘夷”使天皇成为了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对于政府发布的命令，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都得到了人民的响应与支持，使日本迅速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国际环境上看，中国在进行维新时受到是外部阻力大于日本。中国戊戌维新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而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日本维新变法的阻力大大减弱了。

历史总是这样在看似偶然中隐藏着必然，戊戌变法时的中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表面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实质方面上，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异，才有了这种“同途疏归”的局面。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的思考，总能将偶然背后的必然找出来。

第二篇：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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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40年中国开始遭受外来势力侵略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断寻求强国的道路。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国内一片恐慌，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力图挽救民族危亡，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它以1895 年“公车上书”为发端，到1898年6 月11 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形成百日维新高潮。尽管这次维新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是，戊戌变法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它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下，最终失败。

在戊戌变法前几十年，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明治政府，为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便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免于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成功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迅速崛起为东方资本主义强国。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很多方面是存在相似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首先，从背景上看，两次改革都是在本国受到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社会面临殖民化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第二，从性质上看，两者都具有资产阶级维新的性质。第三，从目的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

然而，上述这些相同点并没有使两者“同归”，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以下几方面上：首先，从变革的经济条件上看，日本是优于中国的。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绝对的优势，力量十分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一个生长在封建经济夹缝之中的弱苗。日本方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大名与各藩的大商人相勾结，发展藩营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鼓励了工商业。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是优于中国的。第二，从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上看，两者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封建势力已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人们早已习惯于受封建势力的统治，因此就产生了惰性，总是安于现状。维新派不仅要同强大是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更要激发民众的反抗热情。而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旧的统治阶级——武士阶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第三，从国际环境上看，中国在进行维新时受到是外部阻力大于日本。中国戊戌维新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而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日本维新变法的阻力大大减弱了。

戊戌变法时的中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表面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实质方面上，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才有了这种“同途殊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