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讲，很久以来我就对林语堂的书充满好奇，渴望拜读之心已久，想知道这样一位能用英文来写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描绘自己的国家。毕竟用并非母语的语言来写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读翻译过来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相对于英文原著永远是驴唇不对马嘴一样，巨大的文化差异再加上不同的语言，这种难度可想而知，而这样一位似乎能克服这种难度的作家，的确令我对他的作品吊足了胃口。

初次拿到中国人的时候着实令我有点头大。三百余页的厚度的确不少，况且是密密麻麻的小字，通篇找不到几幅图片，不免令我感到有些失望。当然不是因为觉得读起来有多么费劲，而是觉得不能把它当做一本闲书来慢慢品读，却是当做任务来完成有些可惜。毕竟有作业在身，读起来不乏走马观花的感觉。果真，到目前动笔，惭愧的讲，我并没有完全读完它。但是即便如此，其中作者各种对我们这个民族细腻的刻画还是令我颇有感触。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度剖析，更是畅快淋漓。

翻开这本书，匆匆看过几眼，不觉有些奇怪，难道那些“懦弱”、“腐化”、“虚伪”的词汇是来描写中国人的？！那个我们每天称颂的民族吗？那个我们印象中一直冠以坚强、伟大的民族吗？好像不是吧，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毕竟这是一本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书本。我们的历史书中那个时候的中国就该如此，贫病交加，积弱不堪。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我错了，林语堂先生毕竟是一代大师，看似写的是中国的昨天，实际上他写的就是今天的中国！那些不是只存在于所谓“旧社会”中国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作劣根性，是形成于长久的封建思想，并扎根于中国人的血液之中，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东西。说到对封建思想的毒害，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同一个时代的鲁迅。他同样以畅快淋漓的文字扁他了封建思想吃人的本性，但是，她却没有看到这种思想对人性的扼杀。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鲁迅先生所说的现象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几乎没有体现，可是，林语堂先生所指出的那种缺乏社会责任感、无集体意识、好安逸、好享受的弊病却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而逐渐加重。这不得不令我们这些中日高喊民族复兴口号的政客与文人感到羞愧。

举个子来说。在“背景”这一章节中，作者写道了中国人在长期的老庄思想熏陶下，形成了“超脱老猾”的性格。中国人是生来的现实主义者，那种圆滑的本性已根植在每个人的心中，渐渐失去斗志。而奇怪的是，这种软弱无为的性格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一种经历世事、超凡脱俗的表现，是人生态度的最高理想与追求。“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和古老的民族才会有的态度。”正是这种做事不拘小节的态度，使得中国的改革分外难以实行。回顾历史确实如此。辛亥革命如火如荼，推翻了皇帝却没能打破人民心中的封建思想，三民主义的构想也是一纸空文，共 产 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克社会主义的道路却似乎异常的漫长，以至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如今成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现状。莫非真的要用政策和执法力量消灭所有穷人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么？其实，并不是我们领导的阶级不好，也不是领导的革命纲领有什么致命的问题，问题出在执行这些政策的下级

官僚们。正是这种麻木不仁，消极态度的影响，大家总是在逃避。分析下去，人们似乎没什么必要去逃避，也许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逃避，只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响应改革的人便越来越少。更何况中国人历来是一个易于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填饱肚子，革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换个年号而已。而在革命的决策者中间也不乏这种思想。辛亥革命在牺牲了无数革命党人的生命之后终于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眼看革命胜利在即，面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孙中山却选定了袁世凯来做推翻它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袁世凯的各种无理要求，孙中山更是尽数满足，最终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才使得民国的民主政治名存实亡。正是这种“丢卒保车”的思想葬送了革命的前程。话题拉到今天的中国，半个世纪过去了，封建制度与思想已经消亡殆尽，可封建思想带给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依旧存在，并无改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新闻，人们对受伤者频频采取冷漠的态度，见义勇为虽然仍被称颂，但对于“精明”的人来说，见死不救私会成为一种聪明的举动，人民总是在逃避责任，害怕引火烧身。大多数人总把这种行为归咎于道德的缺失，却忽略了封建思想蚕食下人性的泯灭。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实利心态与消极避世的态度，致使中国人极度的缺乏社会责任感与群体意识，冷漠、固执。从前如此，如今亦如此。

封建制度的灭亡并没有让封建思想彻底的消亡，表面上的隐退却带不走内心深处的劣根性质。这一点林语堂先生给出了深度的解读。当然，作者生活的年代较如今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异。那是个沉睡中的中国，一个病态下的中国，但是，那也是个值得庆幸的中国，因为她拥有一批清醒的儿女，即使大多是人都沉睡这，但有这样一批人，就想林语堂先生，他们敢于站出来，把自己放在镜子面前细细的端详，敢于说出实话与真相。如今的中国仍需要这样一批人，更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一个不会简单的把敢于讲话的人冠以“五毛”和“愤青”的社会。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复兴，也就真的不远了。

《中国人》读书笔记

赵越

广告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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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情理法与中国人读后感

《情理法与中国人》读后感

一． 作者简介： 《情理法与中国人》的作者是范忠信，男，19xx年8月出生，湖北英山人，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19xx年初中毕业后，先后当过民办教师、民工、农业技术员。19xx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xx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xx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任《台湾研究》编辑；19xx年调入苏州大学法学院，19xx年晋升副教授。19xx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班，师从曾宪义教授，19xx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xx年10月调入中南政法学院，同年晋升为教授，并任法学研究所所长。20xx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立后，先后任校党委委员、科研处长、台湾研究所所长、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兼任校教代会副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20xx年主持申报法律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湖北省重点学科成功，任法律史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和法律史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并先后获聘为国务院台办、司法部、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海南大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等多家单位的兼职研究员或兼职教授，以及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机构的法律咨询顾问。20xx年9月加盟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20xx年4月任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是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理学、台湾问题等。

二．内容简介：

本书解释了什么是法，法有什么用和法当如何适用。自古至今，中国人的看法与西方人很不一样。在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一定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其核心成分不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数千年来老百姓期望托庇的“青天”式循良官吏，是有着父母般人格和爱心的

“政治艺术家”。基于这种理念看待国家、社会和人生，基于这类艺术处理各类事务和争纷，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法观念体系。

三． 个人心得：

这本书详细的介绍了中国人眼中的人情、天理和法律，三者看似对立但实则结合，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从古至今形成了宗法观念、父权家长制、礼义观念、仁德观念??而这一切的有机结合就凝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即为儒家思想，它根深蒂固，对个人，对社会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法律也染上了浓浓的儒家气息，使“礼”、“理”、“义”、“正名”等，不断渗透到法律之中。“礼(理)所不容，国法不容”，“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在古代，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合理公正，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理道德，符合儒家思想，而不是是否严格遵照法律条文，人情大于法律似乎成了中国的特色。

书中有一则法律条文给我留下深深地印象，即“亲亲相隐”原则。书中是这样说的：“‘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是合乎人情且历久不废的。允许亲属间相互包庇，隐匿犯罪行为，明显对保卫国家的法律秩序不利，但却是人情所共欲的。”它流经千年，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的原则，又有效的维护了家庭秩序和社会伦理关系，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团结。但它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地位，从这一点看它是消极的，那么在平等自由的当代它理应是被淘汰的，然而并没有。“直到今天，西方的许多国家仍规定不得强迫被告之亲属出庭作证，也有尊重人道亲情的意思在里面。他们认为无条件爱护自己的亲属也是以项人权，因为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书中就是这么解释的。但“亲亲相隐”的原则仍引发了许多争议，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思考，它究竟该不该存活在当代这个法律至上的社会呢，它的存在会不会引起人情与法律的矛盾呢，它会不会给调查判案带来麻烦呢？

我由此想到一个在网络上颇受关注的案子，刚考完高考的山东女孩王静两次上中纪委状告其父亲包二奶。对此有人鼓励，当然有人认为其做法是错误，不但不利于家庭的和睦，而且违反道德伦理，与中国自古就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相悖。我上网搜索了一下相关法律，得知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举报嫌疑人的行

为，当参照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给予适当减刑。此项规定也引起了异议，有论者著文称按此规定对嫌疑人减刑是鼓励“大义灭亲”，而这种“大义灭亲”的鼓励，则是扭曲人性，违背了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则，“是对法律原则和社会伦理实实在在的破坏”。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绝对，“亲亲相隐”并不是指纵容和绝对的包容，它和大义灭亲不是完全对立的。“亲亲相隐”有它存在的价值，但绝不是以触犯法律和纵容犯罪为代价的。诚然，这一政策会给司法调查、审判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会增加办案难度，但是国家还是规定保护容隐权和拒绝作证权，所以如若有亲属犯罪，我们有权选择保持沉默，有权不出庭作证。我们鼓励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以正义和法律至上为原则举报亲属犯罪，但是国家也充分考虑到个人情感，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亲亲相隐”由古代作为一种义务转变为在当代是一项权利，因而更能体现出它新的光彩和价值。

我认为“亲亲相隐”这一制度的弊端是可以弥补的。法律限定好亲属的范围，明确规定可以相隐的程度，不让心怀不轨之人有空可钻。在古代有“十恶不赦”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借鉴。对于损害他人生命，侵犯国家主权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一政策是无效的。这样就既维护了社会稳定、法律尊严，又体谅了犯罪人的亲属的内心。而且，缺少了口供，调查也是可以继续的，这就需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此书中介绍了韩非子等法家代表的观点，他们绝对排斥“亲亲相隐”，认为法律必须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迁就血缘关系至上的道德，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观点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家利益和道德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亲亲相隐”的人性化本意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家庭关系和谐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亲属之爱。“亲亲相隐”正是从捍卫人性本能角度出发,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充分保护了他们的内心，体谅到其痛楚，这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立足于人情,不强人所难。如果强迫百姓不惜牺牲亲情,大义灭亲,遵守这种悖逆人情的法律,那就只能靠严刑峻法,推行重刑主义。历史已经证明,重刑之下必有乱世。因此,承继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内核,建立近亲拒绝作证的规则,使民众都

能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这一政策在现在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 总结

第一次听到“亲亲相隐”是在法制史课堂上，当时这一政策就引发了同学们的讨论，也激发了我的兴趣。是啊，到底该不该保留这个从几千年前走来的老古董呢？当我阅读本书看到关于这一政策的介绍时，我很想就此展开讨论。虽然它会给调查带来困难，但我还是偏向它的。因为人的尊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是法律的进步，是文明的体现，还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确定论文的命题是“‘亲亲相隐’在当代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