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

罗马于公元前二世纪将希腊全境纳入其帝国版图。这不仅是个军事/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从希腊人的角度来说，这简直是对他们的政治世界观的全面颠覆。长久以来希腊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民族，对他们来说，世界上除了希腊人之外就是野蛮人；但现在突然被文化上较低的外族征服，这给他们心理上造成的打击太大了。而这到了罗马人那里，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该如何说服希腊人接受他们的统治？问题远远不仅于此。罗马征服希腊之后，一个“东学西渐”的希腊化过程也由此开始。魅力四射的希腊文化在罗马的意大利本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而这对罗马原来的风俗具有强烈的瓦解作用。这不能不引起罗马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高度警惕。

一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表明这种文化冲突的政治性质：公元前155年，雅典人派出了一个由三位哲学家组成的使团出使罗马，其中一个哲学家卡尼阿得斯（Carneades）在罗马城内发表演讲，他说，罗马人从来都是追求私利，而非按照正当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的征服是他们追求私利的结果；否则，他们就应该退还被他们征服的领土与财物，回到他们那原始的部落中去。卡尼阿得斯的演讲代表了很多希腊人对于罗马的看法。这对罗马人来说，听起来当然是刺耳的。但哲学家高超的思辨与修辞术，却在罗马城内掀起了一股希腊文化的浪潮。这引起了罗马监察官老加图(Cato)的深深忧虑。他的不悦，不仅仅是因为卡尼阿得斯的反罗马言论，更是因为担心希腊的思辨与修辞败坏罗马人的心智与礼法。罗马是个父权制等级社会，其礼法强调对权威的遵从与行为的得体，倡导刚毅中正的品格。希腊哲学思辨鼓励的自由探讨，以及修辞术鼓励的工具性思维，对于罗马礼法无疑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而在西庇阿(Scipio)兄弟远征希腊以来，罗马城内已经形成了一股亲希腊势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贵族家庭在生活方式上希腊化了——从罗马传统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更精细，更奢侈。老加图于是痛下猛药，将雅典哲学家驱逐出境，并在罗马城里展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反希腊的“整风运动”。许多贵族家庭被勒令整改他们的希腊式生活方式，回归更为传统的罗马简朴生活方式。但行政手段毕竟只能解一时之急，长远来看，还是需要在文化上形成比较成熟的防御措施。罗马人如何回应卡尼阿得斯式的对于罗马的蔑视？要证明罗马人在文化上比希腊人更有创造力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因为这的确是罗马人的软肋。罗马人通常诉诸的是自己的美德：他们虔敬，庄重，勇敢，遵从义务，生活简朴，富于献身精神。正是因为他们保有了这种种古代的简朴精神，所以他们才在诸神的保佑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果以“德”作为准绳， 希腊人的“智“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可以被作为奇技淫巧来处理。共和国后期与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们常常将罗马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东方的影响：在罗马征服东方之后，东方的财富与奢侈生活方式涌入罗马，造成了传统简朴美德的败坏。在这一道德主义的论述中，希腊代表着奢侈，放纵与奇技淫巧，这些东西会使一个自由人在精神上被奴化，从而最后堕入奴役状态。如果我们读希罗多德的《史论》，就不难发现，当年希腊人在面对文化上要更为精细的波斯的时候，用的正是同样的抵御策略——是的，波斯的生活方式似乎要更精细，但那是奇技淫巧，会让一个人陷于奴役；希腊人尽管贫穷简朴，但是虔敬，勇敢而自由。只不过是风水转了，希腊人的“东方主义”现在变成了罗马人的“东方主义”，其攻击的目标也从波斯变成了希腊。罗马人对这种“东方主义”的使用当然受到希腊人的很大启发，许多表述方式都是现学现卖的。但这倒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就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以“德”为本位来组织历史论述，是文化上比较后进的民族在自我保护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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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一; 现象一、段落：

§、儿童的世界永远是新奇美丽的，充满惊奇和兴奋。相对于成年人，他们极富创新，会编造出异想天开的解决之道，不会受到任何障碍的阻挠。

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把原因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儿童的脑子里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他们渴望探索和发现，喜欢尝试新的东西；他们容易冲动行事，在不同的想法之间，他们能迅速建立起出人意料的联系。其次，他们不怕冒险，乐意尝试大家没做过的事情，而不必遵循社会认可的正确答案。

§、在农业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和进步主要依靠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能力的人。在工业经济时代，不仅要求有一般的劳动力，而且还要有掌握技术的人。今天，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知识和创新是时代的特征。这一时代，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的是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人，尤其是高素质的企业人。这些人明显地表现为知识广博与高心理素质的结合，突出地表现为具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是谁产生了那些伟大的创新？当你在脑子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想到的是爱因斯坦、爱迪生、比尔.盖茨或是另外一些世界著名的发明者，而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创新者都出自像你一样的普通人。

二、句子：

1、 不同的自我设限会产生不同的态度，而不同的态度影响到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就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一个一个的结果累积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现状或者命运了，而我们的现状或命运又会塑造我们的自我设限。

2、 当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不可能解决”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自身。使我们无法想出高明的解决之道的是我们的经验、错误的臆想、片面的真理、引用错误的规则与习惯。而卓越的、崭新的构想是存在的，它们就处在惯性思维之

外。所以，要解决这个令自己头疼的问题，我们就必须破除陈规。

3、 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驭者文化老车，使之循环蹈距地沿其旧辙。

4、 所谓直觉，指的是当人们研究某个问题，并没有像通常那样运用逻辑推理,一步一步地由已知达到未知，而是一步到位，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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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力

近来几乎被神化的知识分子陈寅恪，看看他在政治上的观点：当中国面临抗战危机时，陈寅恪认为，中国如果对日抗战，则必然要亡国，而屈服求和，才可能有复国的希望。胡适也仅仅认为求和是上策，却不像陈寅恪这么出格。这使我想起了现代中国另一位大知识分子章太炎先生。北伐战争时期，章太炎选择站在北洋政府一边，原因是北伐军聘请了俄国人为军事顾问，因此就是卖国贼！知识分子们为什么在政治上总是这么幼稚？！当我们查看古今中外的实例后，发现这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孔子，孟子的经历就很典型。他们坚持自己政治理想的结果，就是在现实中“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他们身后所实现的，也就是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而非现实政治。列夫·托尔斯泰文学成就举世瞩目，但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却永远是个政治幻想。他本期望中国人永远不要反抗，以逆来顺受来感化帝国主义。但这种想法在现实世界中是愚蠢可笑的。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写信对列宁表达不满，因为革命太不人道了，这与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相去甚远。他认为革命是不应该流血的。我们中国革命也不顺利，像李立三，王明

等知识分子在与毛泽东等草根革命家的较量中被淘汰了。他们精通书面上的理论，却不熟知中国国情。

不过知识分子也并不绝对都是政治盲人，也有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十分成熟正确。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现实中都只能是极少数人。例如现代中国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例外。

现在主流知识分子又在倡导欧美的自由民主的观念，他们在政治上又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新的理想主义幼稚病。如果我们回看知识分子在政治观念上的历史表现，他们的政治话语，是不可信的。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知识专业上，是一流的专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始终都是幼稚的。他们的理想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总是脱离他们所站立的现实地基。我们应该倾听他们的专业学问，不该倾听他们的政治话语。陈丹青，韩寒等知识分子，他们在艺术和文学上是一流的专家，但是他们不谈艺术和文学，却对大家奢谈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我们认为他们在哪一方面更在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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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与二战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

答：1、P1和P2。2、变化：P2。3、认识：趋势：一是新兴大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二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突破，国际经济体系步入转型期。三是各大国加紧调整内外政策，牵动大国关系发展演变。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各大国深刻反思。四是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相关多边外交日益活跃。弊端：当今国际政治秩序是以联合国为核心构建的；只有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游戏规则制定权”。所以显得不民主。经济秩序是以美元为核心的西方金融评级机构的垄断；所谓的金融霸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发展经济；须看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脸色。

2、二战后支撑美国经济霸权的主要元素是什么？21世纪这些支撑元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分析“菱镜门”事件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

答：1、P3。2、P6。3、“棱镜事件”暴露出美国倡导的“自由”、“人权”价值理念的“两面性”，严重损害美国道义形象，增加美国与同盟之间的不信任感，撼动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合法性基础，成为冷战之后美国软实力衰落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具有标志性意义。“棱镜事件”折射出美国的信息科技工具主义倾向发展到危险境地，促使美国价值资源耗散、软实力赤字和国际信义破产，美国单边主义的骄傲自大导致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孤立，是信息时代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先兆和历史宿命。

3、美国为什么要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东海南海局势与这一战略有什么关系？你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取得多大的成功？给出你的理由。

答：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美国的重返亚太现在的主要和先行方式就是使用军事手段，计划将他多少多少的海空军部署在亚太地区，加强和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准盟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开展军事演习等等。美国重返亚太，增加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经济，政治，军事存在和力量，以平衡因为中国崛起而改变的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以达到地区力量均衡点，这便是实现亚太再平衡。改变亚太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不止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增强，只不过中国是亚太改变里的巨大和主要的引擎，自然是美国针对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唯一的对象。亚太地区从冷战结束后不断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心脏了，这里集中了全球的大部分国际贸易，和主要的世界大国和新兴市场，金砖国家，集中了世界大部分人口，亚太可以说决定了未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走向。2、它暗指中国应克制，不要采取挑衅行动，不要使用威胁、强迫或者侵犯来推动它们的要求。我们将建立亚太安全对话，地区安全议题包括朝鲜议题、朝鲜核和导弹项目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东北亚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地区的利益。美国对朝鲜对我们条约盟国、越来越多地对我们自 己国家构成的威胁高度关注。美国和中国在实现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非核化方面有着共同利益。3、基本上能取得成功。因为有共同利益的存在，美国和中国在实现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非核化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我们还就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进行了非常好的、直接的分析，最近中国周边出现了复杂因素，尤其是日本和菲律宾在挑事，侵犯中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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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关于“道”的语录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

“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

孟子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鲁迅

“中国的根柢在道教。”

苏辙

“与万物为偶，道一而物不一。”

子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董仲舒

“道之大原出于天。”

苏辙

“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后可常耳。今夫仁义礼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为义，礼不可以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后在仁为仁，在义为义，在礼为礼，在智为智。彼皆不常，而常道不变、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阮籍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司马迁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韩非子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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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和思想自由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正是因为语言这种无形的作用，也使它成为了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将“思想自由”这个词从人们的脑海中抹掉，同时也抹掉了人们的权利意识。

正如文章《从“德国式问候”到纳粹帝国语言》中所说，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希特勒问候语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这种在今天看来颇为滑稽的动作，在当时确是自豪与荣耀的表现，而这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它的贯彻与推广也最清晰的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

同样的，文章《新话的原则》中也明确的说到，新话的发明是为了满足英社（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新话的目的，不仅是要为英社的支持者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因此，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即使作为概念也已经不再存在，而出现了一类专门为了政治目的有意造出来的词汇，新话的发明不但没有拓宽，反而缩小了思想所及的范围。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在的行为与思维模式。通过语言改变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成为实现统治者从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生活的诸方面

对民众进行严厉的控制的有效方式。例如，在纳粹时期，希特勒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语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的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语言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象力，在精神上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俘虏，更不用谈思想自由和人权意识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能够接受并自然地行使希特勒问候语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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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南帆

摘 要：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关键词：历史话语；文学话语；社会；人生

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约翰·H.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1）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

“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罗兰·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2）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3）他们不约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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