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视野

刘擎

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19xx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

1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远大的抱负明确彰显在他19xx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xx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 产 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次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于19xx年出版了德文版。19xx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托马斯·麦卡锡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

2在20xx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教授，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整整20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

3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

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有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了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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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概念的解读

一、“现代性”的界定

“现代”就是现在生活的时代，每一代人都可以吧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现代”，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过它自己的“现代性”。而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指一个确定的时期，是人类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一特定时期。主要是指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演变时期，而“现代性”概念主要指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性质或状态。现代性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崭新时期，同时代表着社会形态的转型，表示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现代性是启蒙的结果，启蒙运动，法文Siècle dos Lumières ， 德文Zeit der Aufkl?rung ，英文the Enlightenment ，都有“以光明驱逐黑暗”的意思。启蒙运动表达出以“理性”“自由”为标志的时代精神，理性在启蒙运动只能够是人们用以代替上帝、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法庭。

启蒙所关注的是现代性的制度问题，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而审美现代性更看重人的处境问题。1860年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首次界定了“现代性”的含义“现代性就是过度、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至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波德莱尔将现代性的审美体验与有关历史的体验结合在一起，指出了艺术创作的“偶然”与“永恒”的辩证关系：只有当作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全部贯注到当代的生活中去的时候，他才能从中挖掘出生活的“诗意”，而正是这种生命体验使作品超越了时代的界限，具有了“普遍人性”的审美意义。这使现代性充满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就是理性，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另一方面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

二、“现代性”的反叛

理性主义把社会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维度上的不断进步，认为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能力的提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随着社会趋于和谐和公正，人类必然会过上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而事实上，启蒙运动所允诺的理想目标离人们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民主制度成为限制人自由的枷锁，科技成为迫害人的恶魔，平等和人权被权力资本、话语霸权消解。启蒙主义提出了自由、民主、平等和人的解放等现代性价值思想，其核心是自由。科学和艺术的进步非但没有起到敦风化俗的作用，反而却造成了德行的堕落，人的异化。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直至想要扼杀一切，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人。最后表现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宗教信仰和灵魂追求逐渐被世俗的物质欲望和感性享乐所代替，人性取代了神性，主体意识凸显。个体自我意识觉醒要求人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但人的独立性依赖于无差别的资本和货币，一切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无差别的一般劳动、转化为一般商品等价物即货币才能实现交换。个人独特的精神价值与个人不可避免的物化成为矛盾。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被当作高速运转的机械装置的一个零件，人也就成为“单向度的人”，没有自由可言，人的自由和创造本性被泯灭。 一般认为现代性开始引来了历史上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使人们能够控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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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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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一凡 发布时间：2004-5-4 22:42:11 点击数: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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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概说

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说它好，因为它是欧洲启蒙学者有关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在此前提下，现代性就是理性，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它代表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说它不好，是由于它不断给我们带来剧变，并把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

大背景解说

现代性研究是一个性质复杂的跨学科课题，它离不开两个大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须将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相联系，把握其中福祸相依的辩证关系；其次我们应结合现代／后现代文艺研究，从中寻觅现代性内部的分裂线索。 先说它与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如前述，现代性原为一种抽象的哲理构想，它出自一批心地善良的启蒙思想家之手，迭经修补，形成一幅理想蓝图。由此看来，现代性不啻是新生资本主义的梦想：它满腔激情，气势如虹，一扫中世纪蒙昧和封建传统的僵滞。从诞生起，现代性就不断向世界发布变革信息，许诺理性解决方案，发誓要把人类带入一个自由境界。可在300年的扩张中，资本主义无时不在背离其许诺。与现代性的美好理想严重相悖，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它张狂进取，索求无度，每到一处都带来旷世未有的冲击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异化和沉沦。

在《共 产 党宣言》中，马克思用他经典的张力性语言刻画了现代性善恶并举的本质：

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已经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 1

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如此赞美它的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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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的多维诠释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常常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研究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20世纪的许多著名批判性思想家，如胡塞尔、韦伯、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吉登斯、鲍曼等，都在以不同方式关注现代性问题，他们关于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在实践层面上，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以及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价值争论和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代性的本质和命运问题密切相关。正如吉登斯断言的那样，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全球化”，“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1[1][①]。随着全球化时代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开辟，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焦点性话题。

然而，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兴趣有增无减，但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一问题时，依旧有些茫然。现代性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露出其清晰的地平线，依旧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冲突的、相互关联又纠缠不清的“星丛”。在各种争论中，无论对于现代性毫不动摇的捍卫还是坚定不移的否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理由，但是，总是给人某种过于泛化和过于宏大的感觉。这或许源自这样的情境：现代性的捍卫者和批评者差不多都是在非常一般的和普泛的意义上探讨现代性问题，没有揭示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的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入显然有赖于在现代社会的深层机制和根基上对现代性做更为耐心和细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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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

一九八五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德文版。整整二十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此书曾在一九八七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麦卡锡（Thomas Mc Carthy）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所征引的也大多出自这个英译本。

哈贝马斯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抱负明确彰显在他一九八○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他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一九八一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 产 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个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出版。而在二○○一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

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有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困境。哈贝马斯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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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

2《瓦雷里诗歌全集》

3《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

4《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

5《达利谈话录》

6《词语》（法）萨特

7《 柏拉图对话录：裴多篇》

8《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

9《劳伦斯读书随笔》

10《王尔德评论随笔集》

11《海之美：法国作家随笔集》

12《惶然录》（葡）佩索阿

13《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德）施勒格尔 14《超现实主义》（法）杜布莱西斯

15《死论》（德）云格尔

16《世界女性人体美》（德）施特拉茨

17《死亡文化史》（法）米歇尔-沃维尔 18《罗兰-巴特随笔选》

19 《西方诗学史》

20《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卷一

21《新遍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卷二

22《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法）罗兰-巴特 23《希尼诗文集》

24《狱中书简》（德）朋霍费尔

25《诸世纪》（法）诺查丹玛斯

26《野蛮人的性生活》（马林诺夫斯基/著） 27《荣格自传》

28《弗洛伊德情书》

29《火的女儿：奈瓦尔作品集》（法）奈瓦尔 30《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

31《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德）朋霍费尔 32《墓中回忆录》（法）夏多布里昂

33《诺瓦利斯选集》

34《王尔德情书》

35《象征主义、意象派》

36《文学的哲学》（美）古斯塔夫-缪勒

37《淑女泪：人类“性苦难”大展》（法）萨德爵士 38《他人就是地狱》（法）萨特

39《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法观》（英）阿诺德-汤因比 40《现象学经典文选》

41《象征世界的语言》（戴维-方坦纳/著） 42《哲理名篇》

43《开放的作品》（意）艾柯

44《镜与灯》

45《色诺芬的〈会饮〉》（古希腊）色诺芬

46《心理学与文学》（瑞）荣格

47《我与你》（德）马丁-布伯

48《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美）梅-弗里德曼

49《走向后现代主义》（荷）弗克马 伯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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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理性——试比较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

内容提要：福柯与哈贝马斯在“何谓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即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和理性；从根本上说，他们二人所做的也正是同样的工作，即通过对主体和理性的分析诊断现代性危机。只不过，彼此走了不同的道路：福柯颠覆大写的人，怀疑普遍的理性，从而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哈贝马斯则以实践主体取代先验主体，以交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从而希望借此以继续尚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

关键词：现代性、主体、理性

20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中，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对立无疑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二人风格迥然有异，观点针锋相对，且时有直接的理论交锋。对此，国内学界已有述评，然而所针对的又往往只是双方的具体观点而少有整体的把握，这对于全面把握二者的思想脉络和深入理解二者的思想分歧显然有不足之处。本文试图克服这一局限，力求完整地阐明：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内涵存在根本共识，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

一 、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主体和理性

何谓现代性？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广泛的讨论，并表明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此不想继续这一讨论，更无心给出自己的定义。笔者所关注的是：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现代性作不同的界定，现代性是否存在统一的哲学基础？这一基础是否得到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共识？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作了明确而系统的论述。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构想以理性为基础，其确立则在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前，对宗教权威的认同使得人们的思想保持统一，社会的各个系统成为和谐的整体。但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激烈地批判宗教虔信，这就必然高扬与宗教权威相对立的理性。对此，康德有极为精当的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哈贝马斯显然赞成康德的观点。

理性提升的前提，必然是“主体”的发现：没有主体，谁来运用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发生在中世纪早期，体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体现为“认识论”向“符号论”的转换。而第一次转换的核心即在于“主体”的发现：在本体论思维中，世界的主宰和终极依据是“神”——上帝或者具有神性本质的第一推动力、理念等——人只不过是神的创造物和无数存在者之一；在发生“认识论”转向以后，人取代了神，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样人及其意识，即“主体”，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由实在事物组成的客体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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