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言作文:渐行渐远的优雅
丁慈矿 来源:文汇报
读了不少民国时期的白话老作文,我很想读读当年的文言老作文。自从19xx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到19xx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后一套国文教材《新撰国文教科书》,在这期间大多数小学使用的都是国文课本,也就是文言课本。学生们读的全是文言文,写的想必也是文言文。
《新撰国文教科书》(小学初级用)第七册中有一篇很有趣的课文《水仙花》: 早春时,窗下置水仙一盆。父命二子,各作短文记之。兄之文曰:“水仙为多年生之草。叶细长,有并行脉。茎生于叶丛之间。花为伞形,其色白,别有杯形之副冠,色黄。其地下茎为块状。”弟之文曰:“今有仙子,姿态楚楚。带袅,裙长,凌波无语。名曰水仙,真无愧也!”父见之曰:“兄所作,科学家之文,弟所作,文学家之文也。”
课文中的这位父亲(其实就是编者胡怀琛先生)真是循循善诱,“科学家”、“文学家”之赞誉恰到好处,教师若能以此文加以引导,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写出像样的文言文片段。
20xx年年初,我在旧书网站购得一本《中学生文选》,让我大喜的是,其中也收录了各地一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文言作文。书的初版年月不详,再版于民国三十五年(19xx年),从作文内容透露的信息来看,文章作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根据19xx年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将小学分为初级小学校和高级小学校,可以推断这些文章的作者应是高级小学的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
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自19xx年起,国语课本(即白话文课本)开始在初级小学使用,然后逐渐过渡进入高级小学,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从未停歇,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话文课本取得了全胜。整个小学阶段,国语课本完全替代了国文课本,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总让人有些遗憾。 周汝昌先生出生于19xx年,读小学时恰巧经历了语文教科书的文白嬗变,他读初小时,白话课本刚刚取代了文言课本,进入高小时,用的却是文言课本。先生曾回忆说:“记得一入高小,换用了世界书局的国文课本,效果立显不同了。这儿所选的历代短篇名作精品,都是‘文言’了,从《苛政猛于虎》到《岳阳楼记》,从《秋声赋》到《病梅馆记》??还有《祭妹文》??体制风格,文采情操,极为丰富美好,没有单一感(千篇一律的文风气味,语式口吻??),没有说教性,篇篇打动心弦,引人入胜。学童们一拿起这种新课本,面有惊奇色,也有喜色。他们并没有喊‘这可太难了’,也绝没有‘奈何’之叹,更不见愁眉苦脸之态。这是令人作深长思的。很奇怪:从小学读的‘白话文’,到今一字‘背’不出;而那些‘文言’名篇杰作,总难忘却——至少还能背出其中的若干警句。这或许是我自己的‘天性’和‘偏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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