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青春之歌》
一、对《青春之歌》的传统解读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xx年进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三年后因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她经历了艰难的自立过程，从事过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等职业，生活动荡不安。19xx年开始接近共 产 党人，七七事变后赴晋察冀边区投身革命，并开始文学活动。出版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青春之歌》从19xx年起开始创作，19xx年出版，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经典作品。 “十七年”文学（1949—1966）继承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实质也就是将毛泽东19xx年延安文艺讲话的文艺路线和规范推广到全中国，要求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十七年”小说主要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两大类小说。
1、通过林道静的人生道路，表明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走大众解放的道路才会取得成功，实现个体的价值。
《青春之歌》以作家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进行思想改造，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林道静原是一个青年学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幻想以个人奋斗的方式谋求出路，在一个小学任教，却被校长当做讨好上级的礼物而出卖，无路可走之际准备以死抗争，北大学生余永泽救起了她，两人由相爱到同居。但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余永泽逐渐表现出他的自私和冷漠，林道静在精神上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小说中林道静刚出场的时候，从装束到行为，都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不切实际地浪漫而天真的想象，以个人主义的方式来反抗封建家庭为她安排的人生道路，这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对于这些追求个性解放，离家出走的“娜拉”们，鲁迅先生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她们的出路只有两条：回来或者堕落。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是典型的“回来的娜拉”，曹禺戏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则是“堕落的娜拉”的代表。林道静要想不 “回来”或“堕落”，就必须要做出人生抉择，抛弃个性解放的道路。后来林道静认识了革命者卢嘉川，受到革命思想的鼓舞和影响，在寻求自立过程中逐渐地觉醒，卢嘉川的被捕牺牲最终促使她与余永泽分道扬镳。此后她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活动，但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更没有摆脱天真和幼稚，终于导致了她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得到了女革命家林红的进一步启迪，逐渐冷静下来，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出狱后她加入了共 产 党，在上级共 产 党人江华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完成了灵与肉的蜕变和新生，走上了大众解放的集体主义革命道路。她也和江华相爱结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实现了自我价值。而小说对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选择还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以此证明她走革命道路的必然性：林道静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的生母秀妮却是个贫苦佃户的女儿，这样在血统上她起码有一半是属于劳动人民的，她与劳动人民这一天然联系，预示了她的最后归属。
…… …… 余下全文
